在基辛格的這個工作日結束以前，他還參加了另一次談話。淩晨3點鍾，基辛格被叫到尼克鬆的房間，那是在他們下榻的一家多層飯店的上麵一層。窗外是龐大無比的上海市，閃爍著幾點稀疏的燈光，使人幾乎想不起這裏居住著近1100萬人口。其他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中國的大地伸展在美國人麵前，無邊無際，但又模糊不可見。尼克鬆把霍爾德曼也叫醒了。尼克鬆向二人談到這段時間的緊張和興奮，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時往往產生的隱憂。尼克鬆談到了他取得的成就，征求認可和鼓勵。二人充滿熱情地讚美了他的這次豐功偉績，部分地因為對這個孤獨的、受折磨的、欠沉著的人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同情，部分地還因為熬過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個星期之後，萬念俱灰，一心隻想睡覺了。不過，尼克鬆所需要的鼓勵也是容易給的。尼克鬆性格中富於幻想的一麵所造成的言過其實之處是微不足道的。是他想出了對華主動的主意，他推進了這個計劃，冒著單獨幹的國內政治風險，並在訪問中國期間表現得令人欽佩。
2月28日一早，周恩來在陪同尼克鬆去機場之前來和他話別。這是估量了彼此的能力，並對彼此的目的感到放心的兩個人之間一次文雅和惜別的談話。因為永遠不能肯定西方人是否真正領會其中的意思，周恩來再次闡述了中國在台灣和越南這兩個很可能馬上就引起麻煩的問題上的立場。講到台灣，周恩來再次勸美國人要有耐心。他說：“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已經讓台灣問題擱置了二十二年，我們還可以再等一段時間。”關於越南問題，他講得巧妙極了。重申了對河內的支持，但是再次表明這種支持不是基於民族利益，或者意識形態上的一致，而是基於幾個世紀以前中國對越南欠下的曆史舊債。中國顯然可能做出一些物質上的犧牲；但中國不願冒戰爭風險來償還這筆舊債。周恩來敏銳的堅持說，中國之所以避免在公報中聲明和越南有任何特殊關係，是因為不想給人們留下錯誤的印象。周恩來對尼克鬆說：
“我們非常同情那個地區的人民。我們相信，他們和我們是緊密連在一起的。我們原想把這些寫進公報，但後來考慮到這樣也許會產生其他後果，所以就沒有這樣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們已經勝利了的人民，隻有幫助他們的義務，而無幹涉他們主權的權利。我們欠他們的債，是我們的祖先欠下的。解決以後，我們就沒有責任了，因為我們推翻了舊製度……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證，去年7月以來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克製自己。然而，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關鍵不在那裏，總統先生、毛主席和我本人都明白這一點。”
中美相互了解，越南戰爭不會影響雙方關係的改善。北京申明采取克製態度，並說緩和緊張局勢的關鍵不在印度支那，這就使人們確信無疑，北京的重點不在於它南部邊界以外的戰爭，而在於中美的關係。3個月以後，蘇聯也表明了同樣的觀點，隻是更加粗率罷了。盡管彼此仇視，也許正因為彼此仇視，蘇聯和北京在這點上意見是一致的，這就是不能讓北越壓倒它們更大的地緣政治上的考慮。
中美婚姻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
尼克鬆的訪華之行是在高昂的情緒中結束的，但後來中美關係的發展並不是靠這個來推動的。中國領導人富於魅力和意識形態熱情，他們是華盛頓所見到的最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推行均勢政治的人。從古代起，中國的統治者就不得不抵抗強大的異族鄰居和潛在征服者。盡管他們時常處於軟弱的地位，他們還是勝利了，因為他們深刻了解外族的心理和偏見，並能利用它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19世紀，中國是惟一逃脫歐洲列強的完全占領和征服的捕獲對象。盡管受盡了侮辱和欺淩，但中國巧妙地利用西方關於主權的法律觀點和外國不得幹涉內政的主張，還是維持了自主權。縱觀中國的曆史，每當受到威脅時，它總是設法以夷製夷，而作最後的手段，例如在19世紀，就使西方為了爭奪瓜分中國而互相殘殺。周恩來曾對基辛格解釋在殖民主義時代中國怎樣避免了印度的命運，他說：“一方麵是由於要求統一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麵，這麼多國家都試圖從中國撈取利益，以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控製它。”
毛澤東和周恩來運用中國人高超的政治家手腕，用意識形態加強曆史和文化傳統以提高自信心。他們發現尼克鬆是一個天然的夥伴。尼克鬆擔任總統的時期，正是人們普遍反對實力政治的時期，批評他的人斷言，美國要取勝隻能靠它的動機和純潔性。美國人讀到均勢這個概念時，很少不看到前麵加了“過時的”這個形容詞，在這種情況下要讓他們接受經驗教訓是很困難的。這個時代最富於諷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由尼克鬆這樣一個有缺點的、在某種事情上胸襟非常狹窄的人來采取主動，領導美國接受一種符合新的現實狀況和適應核時代的可怕危險的和平概念，而對此最能理解的領導人則是中國兩位頭發斑白的長征老戰士。毛澤東和周恩來公開表示，同美國自由主義反複無常的代表人物相比，他們更喜歡尼克鬆。他們對尼克鬆的讚揚，不僅是中國式的巧妙的奉承。俾斯麥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寫道：“感情用事的政策無互惠之可言”。對主權國家來說，可預料性比飄忽的美妙言辭和怪誕的道德說教更為緊要。它們采取什麼行動，必須視其他國家長期的實際行為而定；它們的國內生存和國際安全都可能取決於此。正是這種超越哲學和曆史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使得尼克鬆這位原來的反共分子和那兩位世界革命的旗手走到一起來了。
通過後來幾年精心培育的交往，中美之間發展了一種相互支持的關係，但又幾乎從未用明說的方式協調雙方的策略。中國領導人原來對美日同盟關係持敵視態度，但很快他們就認識到，這是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持續利益的一種保證以及對日本獨行其是的一個製約。不久，中國就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密切關係了。有一次，毛澤東建議基辛格下次訪問亞洲時，在東京逗留的時間一定要和在北京的時間一樣長，應當照顧一下日本的自尊心。中國甚至強調美日關係比美中關係更為重要。美國同北京關係的一個優越之處在於，中國沒有迫使美國或者日本改變輕重親疏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