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對於那曆史性災難的突然降臨，朱總雖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也不能理解。但由於種種複雜的政治原因，他隻能默默地思考，無言之中偶爾流露出心中的懷疑。一次，他突然問道：“戚本禹怎麼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還有一次，他參加中央的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大談“政變”的講話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誌的講話，他交給秘書時都要坐下來講講該怎樣理解。而這次卻不屑一提。他這種卑視態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嗎？
當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結，煽動造反，點名批判、關押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同誌，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及彭德懷、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的大字報貼上街頭的時候，朱總坐不住了。他拄著手杖，在中南海裏看大字報，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麵對那些造謠和誣陷，他要麼臉上露出一絲冷笑，要麼無言地憤懣，實在氣憤極了，才說：“心懷叵測，心懷叵測呀！”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開會布置揪鬥朱老總。就在這天晚上，一夥人闖到朱總住處。正巧這晚朱總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門前和牆上貼滿“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軍閥”“炮轟朱德”等大字報。接著，北京街頭也出現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還成立了“揪朱聯絡站”，策劃召開“批鬥朱德大會”。對此，朱總一笑置之。當有人問他時，他坦然地說：“曆史終歸是曆史。曆史是最公正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裏，見朱總正看一張傳單，傳單上說：“成立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在一個地方開過會，朱總當了中央書記，還有其他負責人的名單。”朱總看過後笑了。康大姐問他笑什麼，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是造謠嘛！讓他們造去，將來一定會弄清楚的。”康大姐還是有些不安，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不知還會怎麼樣呢？”朱總充滿信心地說：“隻要有主席、恩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這樣下去的。”
不久，毛澤東同誌在中央軍委的一次碰頭會上說：朱德還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夥仍把朱總上綱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邊開會回到家裏，拿這個問題問朱總。朱總不慌不忙地說：“這是黨內的事情，我不能給你說。”康大姐著急了，大聲說：“人家說你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總看著康大姐著急的樣子，笑了笑說：“急啥子嘛！做什麼事總有個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又接著說：“當時不少部隊剛從國民黨軍隊起義過來，資產階級軍事思想是存在的，他們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從容的態度，顯示出坦蕩的胸懷。
1969年4月，黨召開九大，83歲的朱總抱病參加。那幾天，他正患氣管炎，喘得很厲害。林彪、江青一夥仍然不肯放過他，在會上多次對朱總進行圍攻，逼他作檢討。康大姐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一次朱總開會回來，問我認識不認識吳法憲、邱會作。我說不認識。他又說，你總該認識李作鵬吧。我想了想說，就是過去在你警衛班裏當戰士的那個李作鵬吧？他‘嗯’了一聲。我感到他突然提起這幾個人必有原因，就問他是什麼意思。他歎了一口氣，說：‘這幾個人，都左得不可收拾羅！’”
九大閉幕不久，朱總就接到一個“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黨罪行。朱總說：“不要理它！”到了10月，林彪擅自發出所謂“第一個號令”，揚言“要準備打仗”。康大姐懷疑地問朱總：“真的要打仗嗎？”朱總淡然一笑，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不是小孩子打架。現在看不到這種預兆、跡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康大姐告訴我，“文革”開始不久，她就聽說要把朱總趕出中南海。她當時問朱總會不會這樣，朱總說，有這個可能。他不幸而言中了。
根據林彪的“第一個號令”，朱德要被“疏散”離開北京。當時，他身邊沒有人，就對康大姐說：“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正在被“專政”的康大姐為難地說：“對呀，我是該跟你一起走。可是，軍代表要是不點頭，我想走也走不了啊”。朱總沉思一會，無奈地說：“那我隻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
指揮千軍萬馬的總司令，讓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個小小軍代表的批準。那是怎樣一個是非顛倒的年月啊！
就這樣，朱總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廣東（朱總從廣東回來，再沒有住進中南海）。關於在那裏的生活，康大姐不願多說。但我看到過一個材料上是這樣記載的：當朱總坐了三個多小時飛機到達廣州時，連廣州市也不許進，被直接送到了從化。從化雖然風景優美，但朱總在那裏實際上是被軟禁的。不準他到附近的工廠、農村去，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終日陪伴他的，隻有康大姐。但即使在這樣的境遇中，朱總仍然對前途充滿信心，堅信那些為非作歹的人不會長久。他最擔心的，還是工農業生產。
是的，人民的生活疾苦，時時縈繞在朱總的心頭。從“文革”一開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會議上說，今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應該使工農業生產有大幅度的增長。他反複強調，現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到破壞生產的程序，要注意解決。後來，雖然他的活動受到限製，仍時時關心著生產，擔心生產受到破壞。1972年9月以後，他以86歲的高齡，先後視察了七機部，一些工廠和農村。針對“四人幫”一夥把抓生產當成是“唯生產力論”的觀點，他說：“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好生產，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
康大姐說：“1974年1月，我到首都體育館參加‘批林批孔’會，回到家對朱總說，我剛才聽了江青的講話，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軍隊裏去了。朱總沉思一會說：你不要害怕。軍隊的大多數是好的，地方幹部大多數是好的，群眾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來，軍隊裏雖然出了幾個敗類，但從整個軍隊來說，他們是拉不走的。幹部中，也有少數人被他們拉了過去。但廣大幹部戰士是不會跟著他們跑的。江青這人是打旗子，又有一部分人捧她。她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嗎？去問問工人、農民、戰士和知識分子，誰願回到那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