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汪東興來到《紅旗》雜誌社，讚賞了熊複的觀點。平時很溫和的汪東興提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時顯得火氣很盛，他說：“這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他用十分堅定和信任的目光看著熊複說：“《紅旗》要一花獨放，不參與真理標準討論。”
熊複有黨中央副主席的指示，更敢於公開他的辦刊指導思想了。5月19日，他向雜誌社的幹部作了首次公開講話。
他說：“《紅旗》的任務是完整而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而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作鬥爭……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有些什麼傾向，離開毛澤東思想傾向。”
之後的兩個月時間裏，各報發表文章，理論家撰文，科學家表態，中央領導表態，舉世都在關注，熊複坐不住了。7月底，他終於布置寫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
在組織撰寫文章之前，熊複已定下基調。他在一個小會上說：“關於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位被指定的副總編輯經過一個月苦戰，在9月11日寫出初稿。
初稿很快送到汪東興手中。汪東興起初不同意寫討論文章，後來經熊複再三請求才同意。當他看到初稿的標題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汪東興不讚成，提議把標題改為：“《實踐論》的認識論”，而且，隻講一般的認識原理，不深入闡述實踐標準問題。
但執筆者不同意，雙方經過協商，最終定題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後來三易其稿，進行了多處修改，然而，最終還是流產了，沒能刊用出來。
真理標準討論不斷深入，《紅旗》雜誌愈來愈被動。此時，真是“屋漏偏遇連夜雨”，譚震林同誌的一篇文章又給《紅旗》帶來一場麻煩。
1987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紀念日，12月份出版的第12期《紅旗》必須要有紀念文章。於是，編輯部從8月份就積極籌劃，約請譚震林撰寫一篇回憶毛澤東的文章。
譚震林曾得到毛澤東的信任，也受到過毛澤東當麵嚴厲批評。“文革”中，譚震林長期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摧殘迫害。
接到約稿時，他堅決地對編輯部人員說：“文章要寫，但是不能隻講曆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
譚震林文章的初稿10月下旬送到了《紅旗》雜誌社。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講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熊複看後主張刪掉，但是責任編輯認為譚震林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增刪應尊重作者意見。
正當《紅旗》編輯部在爭執未定的時候，譚震林又派人送來了修改稿，並附了一封信，說原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闡述得不透徹，提得不突出，現補上加強部分。
熊複為難了。《紅旗》編輯部派人登門告訴譚震林，中央明確指示《紅旗》不介入討論。譚震林一聽很惱火，氣乎乎地對來人說：“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有誰來辯論，找我好了。對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在談話即將結束前，他對來人說：“告訴熊複，這樣做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
熊複隻好把文章送給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常委審定。鄧小平等人都批示刊登，但是，熊複仍不敢做主，又親自寫了一個報告給汪東興：
汪副主席並華主席：
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十二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看完，同意《紅旗》發表譚文。鄧小平、李先念還寫了批語。鄧小平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21日看了這篇文章後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汪東興見木已成舟，隻好說：“那隻好這樣了！”譚震林的文章得以發表。
汪東興覺得一直不順當，他的思想意識總是占不了上風，他把早就窩著的一肚子火發向剛剛複刊的《中國青年》。
建國後曾很有影響的《中國青年》在“文革”中被砸掉，粉碎“四人幫”後，擬定在1978年9月複刊，複刊後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
《中國青年》第一期內容相當豐富，刊登了廣大群眾迫切關注和想了解的文章。《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介紹了青年工人韓誌雄的事跡，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中，他堅定不移地同“四人幫”作鬥爭，麵對打擊迫害堅強不屈。還選登了備受青年朋友歡迎的由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