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會議的議題是討論修改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目前在政治經濟方麵的一些理論問題。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委托，在會上作了《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重要講話。
李先念指出：林彪、“四人幫”長期幹擾破壞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當前在國民經濟中，農業和工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燃料動力工業和其他工業、積累和消費、經濟發展提供的就業機會同需要就業的人口等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這種狀況至今沒有改變過來。再加上企業整頓工作還沒有完全搞好，經濟管理體製上存在著許多問題，所以，生產、建設、流通、分配領域中的混亂現象還沒有完全消除。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還由於粉碎“四人幫”以後兩年多來，經濟恢複進展較快，再加上全黨全國人民又都有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強烈願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順利的一麵看得多了，對問題和困難的一麵看得少了，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急了，步子邁得不夠穩。基本建設規模搞大了，引進工作搞急了。因此，我們必須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今後一段經濟工作的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以調整為中心，邊調整邊前進，在調整中改革，在調整中整頓，在調整中提高。
李先念說：“調整的主要任務是：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麵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積極而又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體製，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繼續整頓好現有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通過調整、改革和整頓，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更好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為保證上述任務的完成，講話中具體提出了12條原則和措施，主要包括：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加快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在重工業內部突出加強煤、電、油運輸和建材工業；調整工業企業，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引進要循序漸進，對某些不合理的價格作必要的調整，廣開就業門路，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計劃要不留缺口，等等。”
會議對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講話進行了認真討論，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通過了調整後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和《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決定》等相關文件。
這個新的“八字方針”有什麼特點呢？“同1961年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比較，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確定的八字方針，具有更加積極、進取、主動等新的特點。說它積極，是指這次調整不是全麵退卻，而是有進有退，有上有下；說它進取，是指調整的同時，又提出了改革的任務；說它主動，是指這次調整不是被迫的應付困難局麵，而是主動地發現困難，分析產生困難的原因，並通過改革，探索一條能夠有效地克服困難，健康發展的經濟建設道路。”
新的“八字方針”的提出，標誌著我國經濟工作已經開始擺脫了“左”的束縛，指導思想已經端正，中國經濟建設道路的新探索已經開始。
三、貫徹落實國民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
在我國由於人口眾多，其中農村人口占比重極大，解決農村的問題一直也是中央決策者多年重點考慮的事情，農業也一直被視為國民經濟的基礎，但由於過去的20多年來，在左傾錯誤的影響下，特別是在十年內亂中，損失最重的是農業，受害最深的是農村，犧牲最大的是農民。由於政策不對頭，生產力長期得不到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長期受到壓抑，有人稱農業是得不到提高，農業的生產積極性長期受到壓抑，有人稱農業是“光屁股坐花轎”，農民仍是“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自然狀態，由於商品經濟缺乏，市場交換極度萎縮，中國廣大農村一直處於“富饒的國土下的長期貧困”的境地。從1957年到1978年，全國人口增長3億，非農業人口增加4000萬，耕地麵積卻因基建等因素減少了。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月收入隻有6.8元，全年70元。其中，有一部分生產隊社員收入每月在4元以下，全年50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到1979年底，全國還有上億的農民終年不得溫飽，某些革命老區和生態環境較差的落後地區，農村的貧困落後竟不亞於解放前。
這一切，對於靠農民革命運動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不能不引起他們的深深憂慮，不能不引起他們對20年來農村政策的深刻反思。飲水思源，中國共產黨人最不願意背上忘了農民這種罵名，從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他們認為，當前農村的當務之急是停止那些已經行不通的“左”的政策。恢複過去某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讓農民休養生息。
經濟調整的一個首要任務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係。最初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這兩份重要文件，對20多年農業發展的經驗教訓沒能像有許多人盼望的那樣做出實事求是的總結，沒對“左”的政策做出糾正。對農村政策的調整隻是“小打小鬧”，沒有體現那種高度的緊迫感、責任感。因此，在討論這兩個文件時，許多代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要求對建國以來農業發展經驗教訓重新進行認識，實事求是地製定各項農業政策。這種對文件主基調的大調整和大修改，在黨的各種會議的曆史上是不多見的，顯然各地代表變得比以前敢提問題，敢講話了。隻是根據華國鋒、陳永貴等領導人的意見再閉門造車是不成了。全會接受了多數代表的正確意見，對以上兩個文件作了較大的修改，特別是對《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進行了重新改寫，並同意下發各地討論和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