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提到的劉厚同（又寫作劉後同），是促成傅作義走向人民陣營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
劉厚同（1882—1961年），山西運城人，辛亥革命元老，1903年在湖北武備學堂參加興中會，1912年1月領導了甘肅秦州（今天水）的反清武裝起義，先後擔任過甘肅軍政部長兼總招討使，山西學生軍總教練和軍士學校校長。他早年還曾經在保定軍校任教，傅作義本人及身邊的幾位最親密的同僚如參謀長李世傑、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麟、河北省省長楚溪春等都是他的學生。劉厚同在晉軍中當旅長時，傅作義在他的部下當排長、連長。傅作義1928年任天津警備司令時，他已退出軍界，住在天津法租界。傅作義有事經常去劉厚同家請教，從那時起，劉厚同就成為傅作義最尊敬的老師與至交之一。傅作義所以能在奉軍撤退時出任天津警備司令，以後出任綏遠省主席，再之後脫離閻錫山而轉投蔣介石，都與劉厚同的出謀劃策分不開。在抗日戰爭初期，當蔣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內”時，他公開與之唱反調，說“攘外自將安內”，並多次向蔣介石直言上書。在抗日戰爭時期，傅作義都給劉厚同配備了一部地下電台和一些人員，讓劉厚同一直與自己保持著密切聯係，給自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傅作義就任華北“剿總”總司令之後，特地給了劉厚同一個中將總參議的職位，以便於劉厚同可以隨時到他的司令部中敘談。
劉厚同為人正直，頭腦清醒，足智多謀，是對傅作義可以產生重要影響的智囊式人物。他的女兒劉杭生是“民青”成員，當時正在天津各大專院校中進行革命活動。我華北局城工部知道劉厚同和傅作義的特殊關係，遂有意布置劉杭生給父親做工作，勸說父親去啟發傅作義，動員傅作義舉行和平起義。劉厚同讚同女兒的意見，遂幾次從他當時所居住的天津到北平與傅作義密談。在我華北城工部的安排下，我北平地下黨學委秘書長崔月犁曾經多次和劉厚同談話，了解傅作義的態度，對劉厚同的工作給予幫助。另一名地下黨員杜任之是傅作義的同鄉，當時是華北學院的政治係主任，他的弟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由於有這些關係，他與劉厚同也有不少交往，也對劉厚同做了不少工作。劉厚同自1948年10月從天津到北平之後，就一直住在傅作義家中，直到北平解放，對傅作義影響很大（劉厚同在北平83天中天天寫日記，題名為《故都83天和平史略》，是記錄傅作義和談經過的珍貴史料）。由於劉厚同在這段時間為和平而多方奔走，勞累焦慮，以致左眼失明，故而被時人尊稱為“和平老人”。
現在，傅作義已經基本上下定了走向人民陣營的決心，所以派王克俊去向劉厚同交了底，希望劉厚同能拿出具體的意見。劉厚同認為，為了避免古都戰火之災，應當盡早采取措施，發表起義通電，與解放軍共同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但是王克俊認為這樣做並不穩妥，不僅可能引起傅作義與國民黨嫡係部隊開戰，達不到保護北平的目的，甚至連傅作義的身家性命都難以保證，因為這時在北平地區的國民黨部隊是傅作義部隊數量的10倍。所以，在經過反複討論之後，劉厚同和王克俊決定向傅作義建議，通過北平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向毛澤東發一個電報，並為傅作義擬好了電稿。電報的全文如下：
毛澤東先生鈞鑒：
為了保護北平的古跡，為了北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我願與貴黨貴軍開始和談。盼能派南漢宸先生（按：南漢宸是一位中國共產黨長期在統一戰線上進行秘密工作的老同誌，過去曾多次在傅作義身邊和部隊中從事聯絡工作，與傅作義很熟）來平談判。我現在仍能控製50萬軍隊、200架飛機。過去我幻想以蔣介石為領袖拯救國家，現在才認識到這種想法的謬誤。今後我決定追隨毛主席、共產黨，走人民的道路。
這封電報得到了傅作義的批準，並在11月17日由我地下黨在北平的秘密電台發了出去。經手這一重要行動的不是別人，乃是傅作義的親生女兒傅冬菊（現名傅冬）。
原來，這位北平“剿總”總司令的長女早已是一位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傅冬菊原來是天津《大公報》的記者，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受當時在北平《平明日報》工作的我地下黨北平學委負責人王漢斌領導。為了幫助我地下黨做好對傅作義的工作，在我華北局城工部的統一安排下，王漢斌特地把傅冬菊和她的男朋友周毅之（也是中共地下黨員）都調到北平工作。從此，這名共產黨員就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她父親的身邊。她不時就當前的時局與傅作義交換意見，了解傅作義的思想動態，以傅作義可以接受的方式對他做工作。如果沒有機會，她就選一些報刊文章或進步書籍放在傅作義的書房中，供他閱讀參考。此時，傅冬菊則明確告訴父親，應當考慮與共產黨講和，她的朋友可以從中進行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