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把唐代的科舉與唐代的文學結合在一起，作為研究的課題，是想嚐試運用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就是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曆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做綜合的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並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整體研究的素材和前資。
巴爾紮克曾說：“我也許能夠寫出一部史學家們忘記寫的曆史，即風俗史。”《人間喜劇》就是這樣一部內容豐贍的巨著。說它是一部曆史巨著，主要是這位藝術大師寫出了那個特定時期的整體形象，這整體形象包含了這個社會的思想史、情感史、風尚習俗，而這些又是通過生動形象的各種人物來體現的。
同樣，“十八世紀德國的狀況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實踐理性批判》是思維性極強的哲學著作，但十八世紀德國那種普魯士式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通過思想的折光，在這本書上反映出來，而且反映得是那樣的完整和深刻。這也昭示我們，文化是一個整體，為了把握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曆史活動，需要從文學、曆史、哲學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遺存的文物群體中，做廣泛而細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說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來，並盡可能作立體交叉的研究，讓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不管是一個人、一群人，或是一個社會），站起來，活起來。使我們仿佛走進了那個時代，迎麵所接觸的是那個社會所特有的色彩和音響。
如果說《歐根?奧涅金》是俄羅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的話，那麼，從詩歌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杜甫的詩正是唐朝安史之亂前後幾十年生活的“百科全書”。在杜詩中，集中地出現了大唐帝國由盛到衰這一轉變時期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問題。杜詩描繪了這個社會的多樣而曲折的過程，充分地反映了這個過程的複雜性；而與此同時，詩人又把生活本身的豐富多樣的麵貌，精細地描畫出來，使我們看到盛唐時代從通都大邑到鄉野鎮落各不相同的生活場景。杜詩被號稱為“詩史”，就是以其深邃的曆史內容和多彩的世態人情所獲得的。李商隱生活在與杜甫不同的年代，那是一個“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使人眷戀而又充滿失望的年代。李商隱的詩充分發展了主觀抒情的特點，但我們通過他那瑰麗奇偉而又帶有濃厚感傷情調的詩句，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治鬥爭的脈搏。中晚唐腐朽勢力的猖獗，革新派的被扼殺，唐朝廷的一蹶不振，腐敗的風氣彌滿朝野，是李商隱悲劇的根源。作為李商隱沉博綺麗而又撲朔迷離的富有悲劇色彩的詩歌的背景，正是大唐帝國在激烈的自我鬥爭中從腐敗走向滅亡的曆史。在同時代找不到任何一部曆史著作，能夠像玉溪生詩集所揭櫫的那樣，使人們可以從中感受到時代情緒的真諦。
從研究一個作家、學者，或者政治人物著手，來展示一個時代，已經成為許多著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了，其中還曾產生過一些傑作。但是，是否可以抓住某一曆史時期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作為敘述的線索，把一些零散的社會現象和人物行跡串連起來，使內容的覆蓋麵更大一些呢？
鑒於社會是在不斷地發展，社會生活又是如此的紛繁多彩，研究方式也應有所更新，要善於從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相互關係中把握住恰當的中介環節。
由此，我想到了科舉製度。科舉製度產生於七世紀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紀的頭幾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曆史。有哪一項政治文化製度像科舉製度那樣，在中國曆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麵貌和感情形態呢？讀過《儒林外史》的人，難以忘卻周進這個老童生。他受了大半輩子屈辱，後來跟隨一些買賣人到貢院觀看，一陣心酸，一頭撞在號板上，不省人事。往前推七八百年，我們看唐代人的一則記載：
苗給事子□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劉賓客嘉話錄》）
這真是一則傳神的小品。苗給事為苗粲，是個老練世故的官僚，在官場中混了許多年。他懂得科舉入仕對保持門風家世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即使得了中風病，連話也說不出來，但一聽說兒子要進考，就急忙叫人給他一枝筆，淡墨寫了兩個“入”字。有其父乃有其子，苗粲的兒子也顧不得侍奉病情危急的老父親，趕緊入闈應試。苗粲與周進，時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但他們的精神狀態與思維方式卻又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