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再舉一例。北宋初年人錢易，寫了一部名為《南部新書》的筆記，多記中晚唐情事，其中有一則說：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麵羞君麵，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丁卷）
看來這位“善為詩”的劉氏，真是酸腐得厲害。在她眼中，丈夫的才奇不奇，是以是否及第為標準的。這不禁使人想起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寫的魯小姐。這位小姐自幼稟承庭訓，把八股製藝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來一個女婿蘧公孫卻是自名風流的名士，不把舉業放在心上。家裏人見她平時“愁眉淚眼，長呼短歎”，就勸她，說這位新姑爺真是“少年名士”，不想她卻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這真是既可悲可歎，又令人忍俊不禁。
唐代人有時不免帶著浪漫主義的情調來稱頌進士試，他們把進士及第比為登龍門，說一個讀書人登科後，“十數年間”就能“擬跡廟堂”，“台閣清選，莫不由茲”。張籍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裏盡傳名”，這是說一旦金榜題名，就能名揚天下。而孟郊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則是寫寒士中舉後的喜悅心情。但是在這些得意、喜悅的背後，卻不知道有多少屢試不第的悲酸，請看貧寒士人夫妻的遭遇：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鹹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嚐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跨驢，依稀與其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唐摭言》卷八）
這是極有代表性的唐代進士考試中的悲劇，這種悲劇對於一些出身貧寒的讀書人來說，並非絕無僅有。而以往這類具有典型意義的材料，卻多被忽視。
唐代進士科所取的人數，前後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據唐宋人的統計，錄取的名額約占考試人數的百分之二三。明經科較多，約一百人到二百人之間。進士、明經加起來，也不過占考試者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見，風塵仆仆奔波於長安道上的，絕大部分是落第者。公乘億考了將近三十次，還有的則是終生不第。這種落第的失望與悲哀，屢見於唐人的詩文中。韓愈在回憶屢試不利、困居長安時，發出了極為沉痛的歎息：
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與李翱書》）
五代人王定保說：“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唐摭言》卷九）科舉製度的發展，使得爭取科舉及第成為獲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襲門第的重要途徑，它牽連著社會上各個階層知識分子的命運。研究科舉在唐朝的發展，事實上就研究了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
我在研究唐朝文學時，每每有一種意趣，很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有唐一代知識分子的狀況，並由此研究唐代社會特有的文化麵貌。我想，從科舉入手，掌握科舉與文學的關係，或許可以從更廣的背景來認識唐代的文學。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曆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隔。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與唐代不同，我的老師林庚先生曾以飲酒作為比喻，說“魏晉人好酒，酒似乎專為人可以忘掉一切”，“酒對於魏晉人是消極的，是中年人飲悶酒的方式；唐人的飲酒卻是開朗的，酒喝下去是為了更興奮更痛快的歌唱，所以杜甫有‘李白鬥酒詩百篇’的名句”（《中國文學簡史》第259―260頁，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版）。同樣，宋代知識分子的氣質又與唐人不同，宋代的作家更帶有學者的氣質與修養。明代的知識分子，清人批評他們不學無術，遊談無根，但明代中後期文人的某種狂放不羈卻也非清代士人拘守於繁瑣??之學所能及。我們閉眼一想，就會自然地想到各個曆史時期的文化風貌，與當時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有密不可分的聯係。知識分子既然可以作為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為什麼不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