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運用這種綜合研究的方法，是有一定難度的。以唐代的科舉與文學來說，首先遇到的是現有的成果極少。唐代文學的研究，可資利用的成果還比較多一些，科舉的研究幾乎需要白手起家。建國以來，我們還沒有一部能稱得上學術著作的中國科舉史，當然更沒有專題論著性的唐代科舉史。研究唐代的科舉製，還不得不以一個半世紀前寫成的《登科記考》作為基本的材料。因此，我努力從頭建立資料的基地，這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在研究工作中，我們不能忘記恩格斯的話，科學研究必須“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
基於一定的考慮，我決定本書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證或論述的方式。我想盡可能地引用有關的材料，將這些材料按各專題加以介紹。科舉製牽涉的麵太廣，其本身也有不少細節需要弄清，我的史學修養不夠，在涉獵中感到有些問題很棘手。我期待著有真正專題研究性質的唐代科舉史著作的產生。我隻是把科舉作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來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學是在怎樣的一種具體環境中進行的，以及它們在整個社會習俗的形成過程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
本書的一小部分內容，曾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在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它們是《曆史研究》、《文學遺產》、《文史》、《中華文史論叢》、《草堂》、《北方論叢》、《學林漫錄》等。在收入書中時，則經過材料的補充和內容的增刪。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充分發達的時期。唐代文化是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的。今年八九月間，筆者在蘭州參加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而後又隨會議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參觀。車過河西走廊，在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一種深沉、博大的曆史感使我陷於沉思之中，我似乎朦朧地感覺到，我們偉大民族的根應該就在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磧，灼熱的陽光直射於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睜不開來。但就在一大片沙礫中間，竟生長著一株株直徑僅有幾厘米的小草，雖然矮小，卻頑強地生長著，經曆了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幹旱。這也許就是生命的奇跡，同時也象征著一個古老民族的曆史道路吧。來到敦煌，我們觀看了從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種種奇彩異姿，一下子征服了我們。我們又在暮色蒼茫中登上鳴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曆史的情景與現實融合為一。敦煌學的先驅者之一向達先生，在1956年初，結集其一生的心血，刊出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這位老學者結合自身的經曆，敘述了敦煌學艱難曲折的發展曆程，他在自序中說：“回想以前埋首伏案於倫敦、巴黎的圖書館中摸索敦煌殘卷，以及匹馬孤征，仆仆於驚沙大漠之間，深夜秉燭，獨自欣賞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畫，那種‘?埴索塗’、‘空山寂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這幾句飽含感情的話語訴說了半世滄桑。到過敦煌的人，會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學以及我們整個人文科學，變化是多麼巨大。我又想，敦煌在當時雖被稱為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但它終究還處於西陲之地，敦煌的藝術已經是那樣的不可逾越，那麼那時的文化中心長安與洛陽，該更是如何輝煌絢麗！但俯仰之間，已成陳跡。除了極少的文物遺留外，整個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複見了。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後人，我們在努力開辟新的前進道路的同時，盡可能重現我們祖先的燦爛時代的生活圖景，將不至於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曆史癖吧。
程千帆先生為本書封麵題簽，陝西人民出版社為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很大的關懷和幫助，南京大學中文係周勳初同誌和西北大學中文係閻琦同誌曾對本書提出過寶貴的意見，謹此一並致謝。
1984年11月寫於北京
1984年12月修改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