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唐代科舉製的研究材料，最基本的應當是唐人的登科記。但唐代的登科記，無論是唐朝人所作，還是宋朝人所作，今天都已不可得見。從總的科舉史來說，特別是在登科記方麵，唐代比起以後的幾個朝代來，材料是最少的了。我們從《宋會要輯稿》中可以看到不少宋代科舉製的原始材料，好幾種宋元方誌保存有宋人曆年登科的名單。明清的有關材料更為繁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及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的《國朝曆科題名碑錄初集》，都可給我們提供詳細的登科人姓名。上千卷的《大清會典》及《會典事例》，與清代實錄，關於禮部貢舉、職官銓選、學校措施等，都有分門別類的檔案記錄。
可以慶幸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間，有一位學問麵很寬廣的學者徐鬆，編撰了一部唐代科舉史的專著，給這門學科填補了空白，也給後人提供了不少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在有關唐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史料――登科記完全散失的情況下，徐鬆對大量的史料進行搜集、整理、排比和考證，著成《登科記考》一書。《登科記考》作為一部內容豐富的唐代科舉編年史，向人們提供了唐五代科舉考試的發展演變，以及有關人物的具體活動。徐鬆並不以選揀幾條幹巴巴的正史有關條文為滿足，他以其淵博的學識，注目於唐宋時期眾多的雜史、筆記、詩文、小說，他想用當時生活的具體記述，來重現唐三百年間對於文人生活和文學藝術有重大影響的科舉考試幾個重要方麵的曆史情景。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應當看作是清代勃興的考據學應用於學術史的一種積極嚐試。
在徐鬆《登科記考》已經達到的基礎上，讓我們回溯一下唐宋時期有關唐人登科記記載的情況，探索一下學術史上前人走過的足跡，正好像我們在飽覽長安的漢唐名勝之後再去觀看半坡遺址，使我們可以對曆史發展的鏈條看得更加清楚。
一
本書對所用材料的敘述，就先從對唐宋人所作的登科記的考索入手。
首先應當說明一下，唐代所謂設科取士，究竟有哪些科目。《新唐書?選舉誌》說：“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所謂歲舉之常選，就是國家對考試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規定，並按時舉行。但《新唐書?選舉誌》所載，雖然詳細，卻較淩亂。《唐六典》、《通典》則將常貢之科大要分為六項，即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又徐鬆《登科記考》的“凡例”中說，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舉、開元禮、童子科都算是諸科，五經、二經、三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應入明經科。這方麵，還是清人王鳴盛講得較為有頭緒，他在《十七史商榷》中說：“其實若秀才則為尤異之科，不常舉。若俊士與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玄宗一朝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不見貴。其餘各科不待言。大約終唐世為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常選之外有製科。製科的具體名目更加繁多，常見的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孝弟力田聞於鄉裏、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等科，據宋朝人統計，有唐一代，製科的名目大約有八十六個。
記錄以上各科登第者，稱登科記。據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三《貢舉》條說，從中宗神龍（705-707）時起，就有人逐年記載登第進士的姓名，稱做《進士登科記》。封演在玄宗天寶時曾入長安太學讀書，他在天寶末登進士第，太學的同學諸生就將他的姓名續記在已有的《進士登科記》之末。當時有一個叫張?的讀書人，也應進士舉，初落第，出於對進士及第的羨慕，就用兩手把那本《登科記》捧在頭頂上，說：“此‘千佛名經’也！”從封演的記載中可以知道，從中宗時起，就有登科記一類的書，而且可以逐年增添。由於進士科尤為特出，當時就有人專記進士登科的，這種進士登科記被視為光榮簿，因而也就有可能在社會上流傳。如詩人張籍《贈賈島》詩中說：“蹇驢放飽騎將出，秋卷裝成寄與誰……姓名未上登科記，身屈惟應內史知。”（《張籍詩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張籍是中唐時人，可見當時登科記已盛行於社會，士人能以姓名上登科記為榮。
又據宋人《蔡寬夫詩話》所記，謂：“故事，放榜後，貢院小吏多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者舉者（琮按：此‘求者舉者’疑當作‘求舉者’）。”（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卷下，頁四一八，係輯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一）這當是禮部貢院小吏因職務所近，將當年的新及第進士姓名記錄下來，以獻於士大夫子弟，備他們應酬交際及將來應試的參考，有其實用的目的。這樣曆年積累，也就自然成為登科記一類的材料。可見在唐代，登科記材料的纂集是相當普遍的。
說到進士登科記，應該先約略談一下唐代進士的放榜情況。關於這方麵的詳細情節，本書第十一章《進士放榜與宴集》有專章論述，但為敘述方便起見，把有關情況先在這裏談一下還是有好處的。
唐代的進士榜，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張榜，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進士歸禮部試，就用大字書寫貼於禮部南院東牆，詳情可參見五代時人王定保《唐摭言》一書。晚唐詩人黃滔有《送人明經及第東歸》詩，中雲：“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束春關歸故鄉。”（《唐黃禦史公集》卷三）似乎明經放榜也在禮部南院。另一種是所謂榜帖，類似後世的“題名錄”，又與“捷報”相仿佛。唐人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的《泥金帖子》條載：“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又《喜信》條載：“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所謂泥金，就是用金箔和膠水製成的金色顏料，榜上貼有這種金花，所以榜帖又稱金花帖子。據王仁裕所記，則這種金花帖子至少在開元、天寶時就已經盛行了。又據宋趙彥衛所記，這種金花帖子在北宋初仍還流行，其所著《雲麓漫鈔》（卷二）中有具體的記述：“國初循唐製，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麵，而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另外，南宋人洪邁也有這方麵的記載，他曾獲得北宋真宗鹹平元年（998）孫僅榜的盛京榜帖，說這種榜帖“猶用唐製，以素綾為軸，貼以金花”，上麵寫知舉者姓名、年歲、生辰，以及父祖名諱，其後寫本榜狀元姓名、籍貫及同科登第人。在唐代，這種榜帖有專人差送至及第進士的家鄉或所在地，如《玉泉子》記趙琮進士及第，人還未回家，榜已送至所屬州府。又如曹希幹於鹹通十四年（873）登第，這時其父曹汾為忠武節度使（治許州），“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這種榜帖備載登第者姓名、籍貫，同榜狀元及同年名次，又載本科知貢舉者的姓名、年歲、父祖名諱、私忌，等等，其本身已經具備成為唐人登科記的原始材料。唐代前期一些私人所編的登科記，其材料來源主要當即是通行於社會上的這種榜帖。
唐人所編的登科記，在穆宗長慶（821―824）以前，就有十幾種。大抵在宣宗以前的登科記，都係私人所編。這些私人編錄，在《新唐書?藝文誌》中隻記載了三種，那就是：崔氏《唐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記》二卷。
《顯慶登科記》的著者崔氏，《新唐書?藝文誌》注雲“失名”，生平事跡無從考知。《文苑英華》卷七三八收有趙□《李奕登科記序》，末雲：“自武德至乎貞元，閱崔氏本紀，前後嗣續者在我公為多焉。顧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為之序。貞元七（原注一作十七）年春三月丁亥序。”同一篇文章，《全唐文》卷五三六，則變成作序者為李奕，篇名為《登科記序》。其實《文苑英華》與《全唐文》都有錯誤。《玉海》卷一一五《選舉》引《中興書目》載有《崔氏登科記》，下雲：“貞元十七年三月丁亥校書郎趙□序曰：‘武德五年，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之目，仍古道也。’”南宋人洪適還收藏有崔氏書，他說“貞元中校書郎趙□為之序”（《盤洲文集》卷三十四《重編唐登科記序》）。由此可見，這篇序確是趙□作的，而他所序之書則為崔氏的《顯慶登科記》，而不是李奕的《登科記》。據趙□序，崔氏書所錄為唐高祖武德至德宗貞元時的進士登第者，顯慶原是唐高宗的年號，崔氏所作為什麼叫做《顯慶登科記》，殊不可解。或顯慶非指年號，泛指為喜慶之意。又，崔氏書，《新唐書?藝文誌》作五卷，而《玉海》引《中興書目》作一卷，可見宋時已亡佚大半。據《玉海》所記，其書本來是專載進士登科的，後有續之者，則“自元和方列製科，起武德五年，迄周顯德六年”。
《文苑英華》和《玉海》都說是趙□為《顯慶登科記》作序，但有些書上則說趙□自己撰有《進士登科記》一書。如《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謂：“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鹹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由是趙□等嚐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另外，南宋吳曾說他家有“唐趙□撰《唐登科記》”，並記貞元七年、八年（791―792）知舉者、登第者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其所著《能改齋漫錄》卷四《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條記：
予家有唐趙?撰《唐登科記》。嚐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為首，林藻第十一人……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幹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為首，歐陽詹第三人……賦題《明水》，詩題《禦溝新柳》。
同書同卷《閩人登第不自林藻》條也言及趙□之書，說“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令之”。很可能王定保、吳曾所看到的這一《進士登科記》仍是崔氏所作，而趙□為之序，或有所補正，因此五代和宋朝人刻書時就把趙□也作為編撰者了，《唐摭言》說是“趙□等”，當是這個意思。趙□為南陽人，其祖趙?，京兆士曹參軍；父趙涉，侍禦史。趙□於貞元三年（787）進士及第，受到德宗的賞識，由監察禦史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京畿高陵縣令。趙□為趙?的伯父，趙?於宣宗大中間曾替鄭顥編修登科記，趙氏中外姻親中知名者甚眾，因此趙□為崔氏書作補正或另撰一書，都是有可能的。
《新唐書?藝文誌》在著錄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時，注雲：“字汝諧，南仲孫也，兵部郎中、金吾將軍。”姚南仲，兩《唐書》有傳，見《舊唐書》卷一五三、《新唐書》卷一六二。南仲為華州下?人，大曆時任諫官，曾上疏論代宗貞懿皇後獨孤氏陵墓事，直言為世所稱。德宗時任義成節度使，對監軍的宦官薛盈珍有所抵製，為薛盈珍誣告，後來其部將曹文洽殺身以救南仲，此事也是傳聞於一時的。姚康元和十五年（820）登進士第，能詩。敬宗寶曆元年（825）在京兆府司錄任上??。據《新唐書?歸融傳》，文宗朝，姚康在任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時，曾因贓罪貶嶺南尉。後還朝，宣宗時任太子詹事。他的著作，除《科第錄》外，還有《帝王政纂》十卷，《統史》三百卷，後者所記，“上自開辟，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製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舊唐書?宣宗紀》大中五年十一月）。可見姚康在史書的編纂上有一定的素養。《科第錄》是姚康的早年著作，《玉海》卷一一五《選舉》曾載其長慶二年（822）序，雲：“自武德已來，登科名氏編紀凡十餘家，皆不備具。康錄武德至長慶二年，列為十一卷。”據此，則其書所載登科人名，至長慶二年為止，而且隻是十一卷。《玉海》又注雲：“自三年畢天?丙寅，續為五卷，合十六卷。”則自長慶三年到唐末天?三年（906）的五卷，為後人所補，非姚康作，姚康原書為十一卷。其書北宋時尚存，《崇文總目》仍作十六卷。南宋人洪興祖作韓愈年譜，曾有好幾處引述《科第錄》。洪皓於南宋初出使金國，在雲中、燕都等地居留了十多年，回南宋時帶來在北地獲得的姚康書的前五卷，所載為唐高祖、太宗兩朝進士、秀才兩科（洪適《盤洲文集》卷三十四《重編唐登科記序》）。則《科第錄》在南北宋之際已非全書。南宋的兩大藏書家晁公武與陳振孫都沒有著錄過姚康的書，大約南宋中葉其書已不存，而《宋史?藝文誌》（史部傳記類）卻載有姚康《唐登科記》十五卷，書名、卷數都與《新誌》、《玉海》所載不符，似不足為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