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藝文誌》又載李奕《唐登科記》二卷。按《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有二李奕，一為秘書少監李益子，一為慈州別駕李沆子。後者時代過晚，作《唐登科記》者恐是李益子李奕。但此李奕的事跡也不詳，陳振孫已說“李奕書亦不存”。大約其書亡於北宋時。
為《新唐書?藝文誌》所不載的還有一部官修登科記。《冊府元龜》卷六四一《貢舉部?條製》三記載道：“（大中）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付所司逐年編次。”實際上，鄭顥所進的登科記，具體是由趙?編次的，《唐語林》（卷四）對此有稍為詳細的記述：“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於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由此可知：一、此次編登科記，係出於宣宗的動議，由大中十年（856）鄭顥知貢舉時委托祠部員外郎趙?編纂，進呈於宣宗。二、此次所編之十三卷登科記，起自唐高祖武德，直至宣宗時，係纂輯前此私家所編的幾種登科記而成，因此又稱“諸家科目記”；其所輯集的，除進士科以外，還有其他科目。三、從此以後，命令翰林院逐年編次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由政府統一進行此項工作。
鄭顥為憲宗時宰相鄭?之孫，史稱?“踐曆華顯，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舊唐書》卷一五九《鄭?傳》）。鄭顥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宣宗時曾兩次知禮部貢舉，“恩寵無比”。由他出麵來編錄登科記，而又由趙?擔任實際的編纂工作，自是理想的人選。趙?是德宗時宰相趙宗儒的侄孫，父伉，曾任昭應尉。其中外姻親，多為顯族。趙?本人登大和八年（834）進士第，又開成三年（838）博學宏詞登科，曆任漢州、衡州刺史等職。他的《因話錄》六卷，記中唐士族及社會習俗，詳贍可據。
按理說，趙?所編的登科記，以官府之力，又集諸家之長，而且此後又由翰林院逐年編次，這樣的資料，後世是應當可得保存完整的。但其書不見載於《新唐書?藝文誌》，《崇文總目》也未見著錄，洪適在《重編登科記序》中隻引《唐會要》提了一下書名，又說“今多亡矣”。隻有北宋末年以“廣蓄異書”見稱的董?，才藏有殘存的六卷，起開元二十三年（735），至貞元九年（793），“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敘，或遺去十年，少或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可見鄭顥、趙?所編的這部官修的登科記，命運也不見佳，大約經兩宋之際的兵火，連這六卷的殘本也不複存世了。
唐朝晚年，大約還有一些登科記流散於各地。如《因話錄》卷四曾記載一則笑話：“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侄。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並命對舉匕筋。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餘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這裏所說的登科記，當是私人傳抄的一種，極為簡陋，不僅把姓名抄顛倒了，而且沒有注明籍貫，害得這位江淮舉人錯認同宗，弄明真相後還裝作不知，真是絕妙的諷刺。可見當時社會上流傳的登科記，是詳略粗細，各式各樣都有的。又有專記某一年進士同年姓名的，如昭宗於天?元年（904）為朱溫所脅迫，遷都洛陽，春二三月在陝州，放進士榜，北宋初陝郡開元寺還有這一年的進士登科題名（見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王氏題名記》）。一些地方誌中也還保留唐人登科記的材料，如翁承讚於乾寧二年（895）登進士第，他在杏園宴時曾作過探花使，莆陽縣的縣學登科記就記有他的登第名次（見宋王邁《?軒集》卷六《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並書啟》）。又如徐鬆《登科記考》卷二十四昭宗乾寧四年進士第韋彖下，據《永樂大典》引《池州府誌》，謂“唐登科記”雲雲。又據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十載，王禹玉作龐籍神道碑，龐家送潤筆，除金帛外，還有古書名畫三十種，其中就有晚唐詩人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一種。這也是唐代進士登科的珍貴材料。
宋人所作唐代登科記，值得提出的有二人，一是北宋人樂史，一是南宋人洪適。《玉海》卷一一五《選舉》載：“雍熙三年（986）正月，樂史上《登科記》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貢舉事》、《題解》各十二卷，以為著作郎、直史館。”又見《玉海》卷五十四《藝文》，及《宋史?樂黃目傳》，《十國春秋》卷一一五《拾遺》。《郡齋讀書誌》卷九著錄為三十卷，謂其書“記進士及諸科登名者，起唐武德迄天?末”。樂史是由五代入宋的人，當時他看到的唐人科舉材料當還不少，因此除了編登科記三十卷以外，還有文選五十卷，其他有關材料四十卷，可見他在這方麵做了不少的工作。明萬曆時陳第據其所藏書編《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二有《唐登科記》三十卷，疑即樂史之書，則其書當亡於明後期。另外是洪適的《重編唐登科記》，據其自序（《盤洲文集》卷三十四），他根據姚康《科第錄》的前五卷（即唐高祖、太宗兩朝），其後又據崔氏《顯慶登科記》及續書，再參考《唐會要》、《續通典》及唐人文集加以補正，故名“重編”，共十五卷。他的做法類似於徐鬆的書，體例是較為完善的。據《玉海》卷一一五《選舉》條，此書編成於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十月，但此後除了《直齋書錄解題》（卷七）著錄以外，就再也未有記載，可能南宋後期即已經亡佚。
這裏應當提到的是，《文獻通考》卷二十九《選舉考》二曾有一份《唐登科記總目》，載唐初至昭宗天?四年（907）曆年登科的人數，末謂“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這裏說的是“進士之總目”，實際所載卻不限於進士，如高祖武德元年就記載“上書拜官一人”，這或者可以用武德初未設進士科來解釋，但在這之後也仍有上書拜官的記載，如太宗貞觀十九年（645），高宗顯慶五年（660）等。又如唐初至高宗永徽元年（650），大多載有秀才登第的人數，至永徽二年注明“其年始停秀才舉”，在這之後就未載秀才登第人數，而增載諸科，但所載諸科的人數卻甚少，如高宗顯慶三年（658）一人，麟德元年（664）二人，儀鳳元年（676）四人，其中武後垂拱四年（688）為三十人，睿宗景雲二年（711）為五十六人，憲宗元和元年（806）為三十六人，穆宗長慶元年（821）為三十八人，敬宗寶曆元年（825）為三十二人，文宗大和二年（828）為三十六人，算是較多的，大多數則每年不超過十人。顯然這所謂諸科並非指明經，因為唐代每年所取的明經人數要比進士多好幾倍。另外，除高宗乾封元年（666）載有幽素舉十二人外，其他都未載製科名目。則這個所謂登科記總目，當是以進士科為主，並包括秀才、諸科（不含製科和明經）在內的登科人數的記錄。馬端臨在這份總目之後有一個按語，其中說：
按昌黎公《贈張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經舉，其得升於禮部者，歲不下三千人，謂之鄉貢，又第其可進者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然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每年禮部所放進士及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又開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又大和敕進士及第不得過四十人，明經不得過百一十人，然記所載逐年所取人數如此，則元未嚐過百人，固不必為之限也。又明經及第者姓名尤為寥寥，今曰不得過百一十人，則是每科嚐過此數也。豈登科記所載未備而難憑耶？《唐史》、《摭言》載華良入為京兆解不第，以書讓考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以此證之，則每歲所放不及二十人，登科記不誤矣。
這裏有好幾處提到登科記如何如何，則馬端臨是看到過唐登科記的，他的這個總目即根據他所看到的唐登科記而編製。在《文獻通考》自序中，馬端臨說，所謂“文”者，“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獻”者，“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及諸儒之評論，以及名流之燕談，裨官之記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這就是說，他在書中所征引的史料，皆有根據，絕非杜撰。事實上像唐登科記總目那樣的材料，也是杜撰不出來的。因此，馬端臨所看到的唐登科記，一定是宋元之際尚傳存於世的。但據前麵所說，見於著錄的唐代三種私家編撰的登科記和一種官府所編的鄭顥登科記，到南宋中期都已不存，洪適的一種至南宋末是否傳存也未可必，獨樂史所撰的，明人陳第還有著錄，且其書卷帙也不算小，馬端臨看到的唐登科記，很可能就是樂史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