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元人辛文房作有《唐才子傳》一書，共十卷，其自序謂“頃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遊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傳，撰擬成篇，斑斑有據”。《唐才子傳》所列詩人是按時代先後編排的，其特點之一是對絕大多數人注明進士登第年，有時並說明那一年知舉者姓名，或狀元姓名（這些材料往往為徐鬆所吸收）。顯然，辛文房也必定有一份唐人的登科記。根據同樣的理由，我認為辛文房所看到並作為依據的，當也是樂史所撰的一種。
嶽珂《寶真齋法書讚》卷九載有北宋詩人林和靖曾向人借鹹通中登科記一冊。《文苑英華辨證》中好幾處提到唐登科記，並用以考證唐人詩賦篇名及人名。明人徐應秋的《玉芝堂談薈》，卷二有《曆代狀元》條，雖有錯誤，但其材料來源，當有所本。這些大約也是唐宋人留存的散見的登科記，但現在已不能考知其作者及卷帙。
唐代製科名目與登科者姓名是另有專書記載的，中唐時就有人專門編錄製科策文以供應試者閱讀揣摩。《郡齋讀書誌》卷九曾著錄有《唐製舉科目圖》一卷，作者不詳（《宋史?藝文誌》謂蔡元翰作），其書列七十六科，不僅列人名，而且注明後來哪些人當了宰相。此書已亡佚。至於現在所見記載製科名目的，則有好幾種，如《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製科舉》，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六，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四，高似孫《諱略》卷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三。內容不再詳舉，可參見本書第六章《製舉》。
唐代還有一種記載科舉考試的有關事項或軼事的，當也保存了登科記的材料。《新唐書?藝文誌》著錄有《文場盛事》一卷，未注撰者姓名，《玉海》卷五十一《藝文》對其內容有些說明：“載唐人世取科第，及父子兄弟門生座主同時者。”晁《誌》卷九著錄《唐宋科名分定錄》，謂不題撰人姓名，晁公武謂此當是北宋哲宗元符年間（1098―1100）所著之書，並略引其序雲：“己卯歲得張君房所誌唐朝科場故事，今續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於李常寧雲。”己卯即元符二年（1099），晁《誌》所謂元符間書，當即據此。由此可見《文場盛事》為張君房所作，其書於宋哲宗時又為人編入《唐宋科名分定錄》。《唐詩紀事》卷六十六記李質事，謂“質字公幹，襄陽人……質登第後二十年，廉察豫章，時大中十二年也。”即注謂據《科名分定錄》。
類似的還有稱為《諱行錄》的，《玉海》卷一一五《選舉》著錄為一卷，雲：“以四聲編進士族係名字、行第、宦秩，及父祖之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洪興祖於北宋徽宗宣和時作韓愈年譜，於韓愈世係的敘述中，有幾處引及《諱行錄》，如記韓湘，謂：“《諱行錄》雲長慶四年李宗閔下擢進士第，時試《金用礪賦》、《震為良竹詩》。字有之，行第十一。”記韓湘雲：“《諱行錄》雲長慶三年擢進士第，行第二十一。”記韓綰雲：“《諱行錄》雲鹹通四年第進士，時右常侍蕭仿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八，行第二十五。”則尚在大中之後。又據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三《貽子錄》條，說其父適自燕都歸，帶回《貽子錄》一書，其中載唐鹹通七年盧子期撰作《初舉子》一書，書中詳細記載舉子應試時的各種注意事項（如如何避諱等等）。限於篇幅，這裏就不作詳細介紹。
如上所述，可見唐宋時期，有關唐代登科記的材料是不少的，甚至可以說是十分豐富的。可惜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材料差不多都散失亡佚了。在這些原始材料亡失的情況下，徐鬆廣泛搜羅有關資料，編纂成一部包括唐五代三百多年中進士、明經、製科及其他科目在內的登第人名及有關事跡，共三十卷，凡六七十萬言，其功確不可沒。
二
在徐鬆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再往前進一步。這裏且不說觀點方麵的問題，我們今天無論對唐代科舉製度的看法，或者是對唐代文學發展及其與科舉關係的看法，從總的方麵說是應該超過了徐鬆的。就是從史料的運用上說，我們也可以比徐鬆看得更全麵，可以把過去為人忽視的材料，用新的觀點和方法，做出合乎曆史實際的聯係。就是說，我們今天完全有條件，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來研究唐代的科舉製度，以及這個製度給予當時的文學發展、文人生活、社會風氣等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如果從這點出發，那麼，在我們麵前，材料的麵可以說是相當寬廣的；“唐代科舉與文學”這一專題的材料學，有它深厚的基礎。
首先是一些正式的史書。兩部政書――作於唐代中期的《通典》和作於宋末元初的《文獻通考》，都有專門的章節論述科舉與學校，以及官員的銓試。作為有見識的史學家，杜佑把封建社會幾個重要的製度放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加以敘述，從遠古時期起，直到唐玄宗天寶末，――而安史之亂正是明顯地劃分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前後期。杜佑而且不無自覺地意識到社會經濟發展對其他一些製度來說，是有首要的作用，因此在全書的結構安排上，把“食貨”放在第一，他在自序中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這種“足衣食”的思想當然是得之於先秦的某些思想家的啟發，但杜佑把它運用於社會製度的全麵研究上，這在中國古代曆史學上還是第一次。有意義的是，《通典》在“衣食”部分之後，緊接著的則是“選舉”，“選舉”之後是“職官”，其次是“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杜佑對這幾方麵的關係，他是這樣表達的：“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製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通典》自序）杜佑曆任中央和地方要職，他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當然不能越出封建臣僚的範圍。他認為對百姓施行教化，必須依靠大大小小的官員，因此就必須設職官，而設職官就先要有一套審察官員才德的辦法，而這種辦法就在於對選舉製度要有嚴密合理的規定。杜佑把選舉製度作為實施封建政教的前提加以敘述，有著強烈的實用目的。他把占六卷篇幅的“選舉”分成兩大類，一是製度沿革的敘述，二是對曆代製度得失的評論。他的這種著作體例大體為以後的同類著述所沿襲，像馬端臨《文獻通考》在記敘“選舉”、“學校”、“職官”等時，就明確聲稱：“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通考》自序）
《唐會要》與《冊府元龜》都有關於科舉的專章，顯然是受《通典》的影響；《新唐書》的誌的部分專設《選舉誌》，在斷代正史中是體例上的創舉，實際上是承襲了在它之前的幾部大的史書的作法。另外，像《唐六典》中的禮部與吏部部分，我們可以參見開元以前有關科舉的正式規定；而《唐大詔令集》的一些詔令文書，提供了不少科場事件的公開法令記錄。
以上是所謂正式的、帶有官方檔案性質的史書。我們要較為全麵地探討科舉製，當然不能僅限於此，雖然就篇幅來說，以上這幾部書加起來已經有好幾百卷，夠一個研究者花相當的時間去閱覽的了。另有一部分材料，我們姑且名之曰“史料筆記”，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地域，隻要我們稍作努力，就會有所收獲。其中較著名的如《唐摭言》、《唐語林》、《封氏聞見記》、《隋唐嘉話》、《朝野僉載》、《大唐新語》、《劉賓客嘉話錄》、《因話錄》、《劇談錄》，等等。這些書一般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可信性較大。科舉製對唐朝人來說是新事物，又是與讀書人出處攸關的大事，因此不少筆記的作者對此感興趣，他們結合社會風尚、文人生活對科舉製作了不同側麵的記述，可以極大地豐富我們的認識。
另有一部分是唐代新興的傳奇小說，單本如《玄怪錄》、《續玄怪錄》、《獨異誌》、《博異誌》等，總集如《太平廣記》五百卷。這不但是我國古小說寶庫中的佳品，也是我們研究唐代科舉與文人生活的真切而生動的材料。別看它們是小說，透過一些虛構的神鬼怪異的情節，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新鮮的生活。對於現實生活的多方麵的記述，對社會情景的浮雕般的刻畫，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細致描寫，都是正式的史書所不能及的。
唐人眾多的有特色的詩文，當然更應該是極好的材料。前人在論述時也曾注意於此，並加以引用。除了別集外，《全唐詩》和《全唐文》都是極為方便的和有用的文獻。本書較多地引用了這些作品，目的是想從更廣的社會曆史背景中向讀者提供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具體聯係。
宋代與唐代，不但時間上接近，而且無論就科舉來說，或文學的發展來說，關係實在太密切了。在中國詩史上，唐詩之後人們接著就會想到宋詩；以古代散文來說，說到韓、柳的古文，難道可以不提歐陽修和蘇東坡嗎？“唐宋八大家”，幾乎成為古文寫作的楷模。同樣，宋代的科舉，不少方麵也是對唐代的繼承和發展，我們往往從宋人的著述中更能容易理解唐代科舉的某些變化。因此本書是盡可能引用一些宋人的材料。當然，宋人的材料實在是太多了，而且不像唐代的集中，因此搜輯甚為困難，本書引用時難免會有掛一漏萬之失（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效徐鬆之書的體例，編撰一部《宋登科記考》，材料一定會是更豐富，但搜輯和排比的功夫一定會更繁重）。宋以後的材料，也間有征引，那就更有疏漏了；其實清人的評論和考證是很可以探尋的，這方麵的材料還有待於開發。
近人的材料，雖然從數量上說，沒有上麵所說的那幾部分多，但近人的研究成果是我們應該彌足珍貴的。因為科舉史的研究本來是剛興起的學科，而以科舉與文學作為研討的對象，則似乎是介於史學與文學之間的邊緣科學，涉足的人就更為少了。我們應當尊重前輩學者的建樹，同時對當今學者做出的新成就更應有足夠的重視。如陳寅恪、岑仲勉等老先生在建國以前的著作，雖然在科舉方麵未有專文論述，但他們有時涉及到這方麵的問題所表示的見解，是很足使人啟發的。當今幾位文史前輩學者，如唐長孺、王仲犖、啟功、程千帆等先生的著述，都給筆者以啟迪。我覺得，應當有人來做這樣的工作，把近代學者有關唐代科舉史研究的成果加以明晰的綜述，做出充分的肯定；當然，也可以在肯定的基礎上指出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和方向。
本書就是希望以上述的材料為依據，做出自己一點微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