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科舉，也就是設科取士的意思。封建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規定不同的考核內容，設置一定數量的科目，使地主階級文人根據各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和誌趣，分別選擇一項科目，進行考試，並通過考試而進入仕途。
關於唐代的取士各科，《新唐書?選舉誌》有一個概括的敘述，這一段文字也是為曆來論唐代科舉者所經常援引的：
唐製，取士各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新唐書》的這一段話，雖然多為人所援引，但其敘述的邏輯很不清楚。譬如，它首先說取士之科大要有三，這應當說的是取士的科目，那麼這三個科目是什麼呢？沒有回答。接下去說的卻是應試者的來源，說應試者由學館薦送的稱做生徒，由州縣薦送的稱做鄉貢。――這兩種，合起來叫“歲舉之常選”，就是說每年定期舉行的考試。“歲舉之常選”與所謂“天子自詔”的製舉是相對而言的；與常選不同，製舉科的考試項目與考試時間都不固定。這樣說來，製舉與常選是並列的兩種，並非如《新唐書》所說的那樣“大要有三”。至於常選中，有從秀才到童子凡十二科，其中明經又再分為七科；製科，據唐宋人的記載，則有多至八九十科的。因此《新唐書?選舉誌》所說的唐代的取士之科大要三，可以說無從著落。從上下文意推測，《新唐書?選舉誌》說的“大要有三”可能指的是生徒、鄉貢和製舉，但這三者實際上不是同一類別，因而也是不能相比而言的。
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對《新唐書?選舉誌》上述的一段話也有過類似的分析，他說：
《新?選舉誌》：唐製，取士大要有三……愚謂雖大要有三，其實惟二，以其地言，學館、州縣異，以其人言，生徒、鄉貢異，然皆是科目，皆是歲舉常選，與製舉非常相對。（卷八十一《取士大要有三》）
王氏接著又論述各科的具體情況說：
其實若秀才則為尤異之科，不常舉。若俊士與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玄宗一朝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不見貴。其餘各科不待言。大約終唐世為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同上）
王鳴盛從大處著眼，指出《新唐書?選舉誌》的不夠確切之處，顯示出清朝漢學家思考問題確較前人為精密。他所歸納的各科興廢的大概和地位的輕重，有些雖不盡符合於實際，但大致是可信的。
如果進一步觀察，《新唐書?選舉誌》所說的各科，還有使人可懷疑之處。今列表如下：
常選中的一史、三史是與明經並列的，而明經中又有史科，這其間的關係怎樣？沒有說明。同樣是禮，開元禮是常科，三禮又屬於明經，實際情況恐非如此。根據現在所見唐人的記載，如《唐六典》、《通典》，則將常選分為六科，即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都較《新唐書》為明白簡括。
通常所說的唐代科舉項目，主要是指進士、明經和製舉，尤其是進士科，更為人所稱道，唐人所謂“國家取士，遠法前代，進士之科，得人為盛”，宋人說：“某嚐謂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為得人者，莫盛於進士。”關於進士、明經、製舉，本書各有專章論述，為敘述方便起見，這裏擬大致依《新唐書?選舉誌》所列的次序，介紹秀才等科的情況。
二
秀才之稱，唐以前就有，但與科舉無關。關於唐代以前秀才含義的變化，清人趙翼《陔餘叢考》有一個概述，頗可作為參考，其書卷二十八《秀才》條說：
《禮記》有秀才。《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誼秀才，召置門下。秀才之名，始見於此。公孫宏奏博士弟子，內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皆謂之秀才者，非竟以為士子之專稱也。晉世始有秀才之舉，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非榮此行，實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耳。”此士子專稱秀才之始。元帝時，所舉秀才皆不能試經，尚書孔坦請展限五年，聽其講習，詔許之，則秀才有不能試經者矣。後魏令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上者表敘之。北齊令中書策秀才，濫劣者有罰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俱有策秀才文，載《文選》，可考也。
蘇鶚《蘇氏演義》卷上說，唐代的秀才科與進士科，同置於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近代以諸科取士甚多，武德四年，複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為進士一科。”按《函海》本《蘇氏演義》有清李調元序，謂：“蘇鶚字德祥，秦之武功人，唐光啟二年（886）進士，作《蘇氏演義》一編。陳振孫稱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訛正誤，有益見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稱蘇鶚此書“於典製名物，具有考證”（卷一一八子部雜家類）。《文獻通考》卷二十九《選舉考》二所載《唐登科記總目》，記唐高祖武德二年、三年、四年皆不貢舉，武德五年始載“秀才一人，進士四人”。則蘇鶚說秀才科設置於武德四年，當大致可信，即武德四年決定立秀才科，第二年即正式開科取士。但《蘇氏演義》這段話有兩點不確：一、唐初進士也試策，非試詩賦，試詩賦是在武後以後，這時秀才科已經停止。二、秀才科並不是合於進士科，而是由於一定的原因而廢止。
修成於開元時的政書《唐六典》，記載秀才科說：“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為上中，文理俱平者為上下，文理粗通者為中上，文劣理滯者為不第。”又說：“此科取人稍峻，自貞觀後遂絕。”（卷二《吏部?考功員外郎》）後來《通典》也說：“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卷十五《選舉》三《曆代製》）由此可知，第一，在唐初，秀才科在各種科目中是名望最高的。第二，考試是試方略策五條，即是說與進士試同樣試策文。所謂方略策，具體何所指，由於沒有策文傳下來，已不能確知其詳情，如作望文生義的推測，或者是陳述對國家大政方略的主張。第三，秀才科“自貞觀後遂絕”，至於廢絕的原因，《唐六典》說是由於所定的標準太高，《通典》說是如有舉送而落第，則州的長官要受責罰。這二者是可以統一起來的，就是說，秀才科所定的標準高，標準高則錄取的人少，人們就畏而不敢求試，而且州郡長官怕受連累，也就不敢舉送，這樣，就使得秀才科應試的人逐漸稀少，遂至廢止。
《舊唐書》卷一九?上《文苑?張昌齡傳》謂：“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據徐鬆《登科記考》卷一，張昌齡為太宗貞觀二十年（646）進士及第，則冀州要想將他以秀才科舉送，當在貞觀二十年以前。據《文獻通考》所載《唐登科記總目》，貞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十九年皆有秀才登科，因此不能說“時廢此科已久”，但登第者每年隻一二人，要求太高，這就使人望而卻步，張昌齡固辭以此科舉送，是有其時代的原因的。
《新唐書?選舉誌》又說：“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玉海》所記更為明確，說：“按登科記，永徽元年猶有秀才劉釜一人，二年始停秀才舉。”（《文獻通考》所載《唐登科記總目》同）永徽二年為651年，距張昌齡登進士第之貞觀二十年（646），晚五六年。這當是：貞觀時，秀才科雖應舉者和錄取者寥寥，但仍時斷時續，如永徽元年就有劉釜登第（《玉海》所據登科記，當係唐末五代人所存，是可信的），至永徽二年，則索性正式下令停舉，從此，作為科目之一的秀才科，就在曆史上終止。過了六年，也就是高宗顯慶二年（657），劉祥道拜相，任黃門侍郎，主管吏部官員的選拔，曾經向皇帝上奏，論當時吏部銓注之失，其中第四條論到秀才科，他極力主張恢複秀才科，說：“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間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穀，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為朝廷惜之。”（《舊唐書》卷八十一《劉祥道傳》）劉祥道說唐開國四十年來，“未有秀才之科舉”，這是誇張其辭，事實是秀才科登第者雖少，但還是有一些的，如據《文獻通考》中《唐登科記總目》，貞觀十八年一人，十九年三人，二十年一人。但比起進士、明經來，確是少得可憐，已處於難以為繼的狀態。而劉祥道的主張，又因“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競不行”，因而秀才科也終於未能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