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製，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互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中餘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閣門之累。常言殿廷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夢溪筆談》卷九）
沈括把舉人與駱駝並提，詼諧帶有挖苦，把一些從遠方來的讀書人不識禮儀、搶先恐後的紛亂情狀，描寫得極為傳神。唐代常貢的各科舉人，也不下千人，中唐以後有至二三千人或更多的，這麼多的人都要在禦前引見，恐怕難以不發生《夢溪筆談》所寫的那種情況。
唐代的進士、明經試一般即在正二月舉行，因此元日引見後，接著就要進考場考試了。不過在這中間還有一種活動，就是舉子們到國子監拜謁孔子像，並聽學官們講經問難。現存的《唐大詔令集》卷一?五有《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敕》，注明是開元五年（717）；《唐摭言》卷一《謁先師》條也載這一詔今，說是開元五年九月，則實行當是在開元六年。《唐大詔令集》所載的敕文中說：
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準此。其清資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即為常式。
唐朝的五品官，在官品上是一個很重要的級別，五品與六品有著明顯的政治地位的差異。《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載李義府於高宗時受任修《姓氏錄》，就訂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五品以上官都算士流，全家可以免除賦役，六品以下則隻能免除本人的賦役。又如在入學上，三品以上的子弟入國子學，五品以上的入太學，六品以下隻能入四門學以及律、書、算學（《新唐書?選舉誌》）。又如唐代的官蔭，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五品以下沒有恩蔭特權（《唐六典》卷二《吏部》）。又如官吏的任命，“五品以上，以名上中書門下，聽製授其官，六品以下，量資任定”（《舊唐書?職官誌》）。現在規定五品以上的清資官（《文苑英華》卷四四?玄宗時《優恤德音》說“五品以上清資官”）參加國子監的聽講，是表示對舉子們的看重。《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記載此事時，說宰相也要參加：“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則朝廷中的高級官員幾乎都參與這一盛典了。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從中唐時王起的一首詩中略見一二，王起《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
藹藹觀光士，來同鵠鷺群。鞠躬遺像在，稽首雅歌聞。度曲飄清漢，餘音遏曉雲。兩楹淒已合，九仞杳難分。斷續同清吹，洪纖入紫氛。長言聽已罷，千載仰斯文。（《全唐詩》卷四六四）
王起寫了舉子們謁見孔子聖像時聞奏雅樂的一個場麵，氣氛肅穆莊重。不過整個說來，無論謁孔子像，還是聽國子監學官講經義，是比較刻板枯燥的，引不起人們多大的興趣，隻不過虛應故事而已，一有事故，也就容易停廢。唐末五代人崔悅就說過：“自經多故，其禮寢停。”（《請貢舉人複詣國子監謁先師奏》，《全唐文》卷八五一）
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六《貢舉》謂：“國初，詔諸州貢舉人群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迄今行之，循唐製也。”王辟之是北宋中葉人。可見，謁孔子像的活動一直沿襲到宋代。
四
在敘述正式考試之前，先說一下唐代的“別頭試”。
別頭試是一種回避製，就是主考官的親屬移往別一指定機構考試。據《唐摭言》所載，這種別頭試起始於高宗上元二年（675），其書卷二《別頭及第》條說：“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子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這時貢舉考試還是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不知此時的別頭試歸哪一官署，從這寥寥數語中看不出更多的情況。
可以知道得較多情況的，是在玄宗的開元二十九年（741）。《唐會要》卷五十八《尚書省諸司郎中?考功員外郎》載：“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韋陟奏：‘準舊例，掌舉官親族，皆於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然後附奏。臣本司今缺尚書，縱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革。伏望天恩，許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員外郎試揀，侍郎覆定，任所司聞奏，即望浮議止息。’敕旨，依。”從韋陟的奏疏中可知，知舉官的親族避嫌別試，是舊例。開元二十五年起，由禮部侍郎知貢舉，凡禮部侍郎的親族，即在禮部內差一郎中另行考試，其中有及第的，再由禮部尚書複核，然後一起聞奏。就是說，別頭試也是在禮部的範圍內進行。據此類推，則開元二十四年以前由考功員外郎知貢舉，別頭試當是由考功郎中主持，及第者則由吏部尚書覆核，即都在吏部的範圍內進行。
現在再來說開元二十九年。那年科試時正好禮部尚書缺人，因此韋陟說，即使差禮部的郎中來主持別頭試，這郎中也仍是禮部侍郎的下屬。他建議索性將別頭試“移送”吏部，即由考功員外郎主試，吏部侍郎覆核。從此就成為定製。應當說，這未始不是預防和杜絕考試作弊的一項措施。
但別頭試在德宗貞元時曾一度停止，《舊唐書?德宗紀》載貞元十六年（800）“十二月戊寅，罷吏部覆考判官及禮部別頭貢舉”。據《新唐書?選舉誌》，這次之罷別頭試，是出於中書舍人高郢的奏請，而兩《唐書?齊抗傳》，說是抗“奏罷之”。這是因為貞元十六年高郢以中書舍人知貢舉，奏請罷別頭試，而此時齊抗正好作宰相（參《新唐書?宰相表》），乃因高郢的建議而奏請皇帝，下令停止別頭試，仍委禮部考試。至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十月，應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之請，又恢複吏部之別頭試，中間停了十八年。庾承宣的理由也還是“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準舊例送考功試”；有些主考官為了避嫌，是寧肯實行別頭試，以避免是非的。
但在封建社會中，再好的防弊之法也是有漏洞可鑽的，別頭試並不就能杜絕作弊行私。柳宗元《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一文，記陳京曾任考功員外郎，公正無私，但當時的大多數情況卻是：
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柳宗元集》卷八）
可見形式上雖然避嫌而就考功試，暗地裏仍通關節，進退取舍，一本旨意而行。又譬如文宗大和三年（829），考功試後，取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但“榜出之後，語辭紛競”，結果隻好又進行一次複試，果然有不應取而取的。
另外，需要回避者的範圍也並不十分明確。開元二十九年韋陟奏說是“掌舉官親族”，《新唐書?齊抗傳》說是“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舊唐書?齊抗傳》又作“親故”（《新唐書?選舉誌》同），前引柳宗元的文章作“親族”（元和十三年庾承宣奏疏同）。親族、姻舊、親故，其範圍大小不等，也使人有隙可乘。譬如沈詢知貢舉，還未放榜，其母對他說：“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放誰耶？”沈詢回答說：“莫如沈先、沈擢。”其母說：“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沈詢不敢違拗其母之意，於是放沈儋及第。這裏可以注意的是，沈詢的母親說“近日崔、李二侍郎皆與宗盟及第”，則在這之前禮部侍郎取親族及第者已不鮮見，沈詢也是如此，事先就在沈先、沈擢及沈儋中選取。清人趙翼在《陔餘叢考》中曾懷疑沈詢之取沈儋是在齊抗奏罷別頭試之後（卷二十九《科場回避親族》）。但沈詢知貢舉在大中九年（855），這時候早已恢複了別頭試。可見雖有回避的規定，不一定就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施行。
五
唐代禮部試的時間，究竟是在白天還是在夜間，宋人的說法不同。以博洽見長的洪邁，在其著名的《容齋隨筆》中認為唐代的進士試是在夜間，他說：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誌》雲：“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製。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貞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策，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複有更革。白樂天奏狀雲：“進士許用書策，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容齋三筆》卷十《唐夜試進士》）
在洪邁之前，北宋人王辟之已有類似的說法，他說：
唐製，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為定。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學士之心；八韻賦成，笑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改令晝試。侍郎竇貞固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複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複繼燭。（《澠水燕談錄》卷六《貢舉》）
按照王辟之的理解，唐代的進士試是在夜間，五代時後唐長興年間（930―933），改令晝試，後來又因竇貞固的奏請，複改為夜試，而至宋代本朝，則一般都用白天考試了。洪邁的意思與王辟之相近，因《容齋隨筆》影響較大，於是唐人夜試進士之說也就為人所援引了。
宋代人也有不同的理解，如程大昌《考古編》卷七《唐試通晝夜》就說：
唐人嚐有題詩試闈者曰：“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為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文字不錯。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隻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詩言盡三燭而止，止得兩燭，皆可略存唐製也。
程大昌的另一部讀書筆記《演繁露》卷七《進士試徹夜》中也有類似的記述。程大昌的說法是較為通達的，洪邁對五代史料的解釋尚有問題。現在先不提五代時的記載，讓我們來看看唐代人對此是怎麼說的。
自居易有一首《早送舉人入試》詩：“夙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高低影，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群動互營營。”詩的後半節感歎長安朝士“營營”者無非名利，詩人看不慣這種鑽營的風氣，向往早日“歸山”隱遁。據朱金城先生《白居易年譜》，此詩約作於貞元二十一年（805），白居易三十四歲，任校書郎之職，是他剛剛步入仕途的時候。送舉人入試，似並非校書郎的職責，或者是一種臨時差遣，也或者所送舉人是白居易友人，詩人隻不過是由於個人情誼送他的朋友赴舉場考試。這些且不去管他，總之，這首詩是較為具體地記述了送舉人入試的途中所見，是當時人寫當時事，應當是可信的。頭兩句說的就是黎明時分，太陽未出，東方依稀；以後又說上早朝人的車馬，伴有騎火，人還看不清楚，隻能見到一些高低參差不齊的影子。再以後則太陽出來，人群走動，長安街上塵埃飛揚。這幾句層次分明，時間早晚的順序是很清楚的。
在白居易之前，在武則天及玄宗開元時，其文才為士流所重、號為“青錢學士”的張□，在其《龍筋鳳髓判》中有一道判，題為：《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準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台付法不伏》（《全唐文》卷一七三）。準式者，就是按照法令規定。卯時約是早晨五時至七時光景，酉時約是下午五時至七時。這就是說，清晨六時左右發考試題目，下午六時左右收考卷。這裏所寫舉人入場考試的時間，與前麵白居易的詩所寫，是一致的。
前麵第一節曾提到《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幹□子》文，記閻濟美大曆時在東都洛陽應進士試，這裏也說到考試的時間。說那一年十一月下旬考試詩賦，十二月四日考帖經，閻濟美於經文不熟，乃以詩贖帖，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他隻作得“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四句共二十個字，“已聞主司催約詩甚急，日勢已晚”。可見這時考試，待到太陽下山，就要收試卷的。
以上三條，一條記載的是唐代前期，兩條是唐代中期，說的都是晝試。這是禮部常貢試明經、進士的，至於製舉，也是白天考試，這方麵的記載就更多，舉不勝舉。如天寶十三載（754）十一月試四科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大曆六年（771）四月試製舉人，“至夕，策未成者，令太官給燭，俾盡其才”（《舊唐書?代宗紀》）。這次考試，代宗親臨，“時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讀太宗貞觀政要”。唐代的製舉試，很多次是皇帝親臨的，如是夜試，很難設想這些帝皇會陪坐大半夜甚至通夜的。
那麼唐代有沒有夜試呢？有，這就是白居易所說的“通宵”。長慶元年（821），錢徽知貢舉，後來發現有行賄走私等情節，於是命當時任知製誥的白居易與王起複試，果然有一些大官的子弟落選，引起一場朝官之間的朋黨紛爭，這事在後麵還要講到。白居易在兩派官僚中都有朋友，他為了不得罪人，並說明重考的情況，就於事後寫了一篇《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白居易集》卷六?），其中說：“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隻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較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間，或可矜量。”這裏提到禮部試進士的例行規定，是可以通宵，還給燭三條。從以上所舉晝試的事例，可知所謂通宵，則不應隻是夜間考試，而是應當像上麵提到過的程大昌所說的那樣，是“自晝達夜”。也就是說，白天來不及完卷，可以延續到夜裏，並許給木燭三條，燭盡為止，而長慶元年複試隻許給燭兩條，所以白居易認為是對待不公正了。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對於唐人一些描寫夜試的詩文，就可以容易理解得通，而不致有所窒礙。如《唐摭言》卷十五《雜記》：
韋承貽，鹹通（通原作光，誤，今改――琮）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立都堂納試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升明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
韋承貽於懿宗鹹通八年（867）登進士第；這裏的“白蓮千朵照廊明”為薛能所作，見《全唐詩》卷五六一，薛能為會昌六年（846）進士及第。《唐摭言》把它們作為一首詩，統歸之於韋承貽名下，是不對的。無論是韋詩或是薛詩，寫的都是夜試，但都可以理解為是晝試的延續。不過從韋承貽的詩中倒可以看出，唐人夜試的時間是相當長的，待到第三條燭盡的時候，已經是“殘月漸低”，恐怕是快要天亮了。這種情況又見於鹹通四年房?考試的那一次。房?應試前，由於其中表兄弟是朝中要官，經過推薦請托，錄取的名次已定，但不料考試時，正在寫錄之際，屋簷間泥土落下來打翻硯台，弄汙了試紙，房?請求重寫，而這時已是“臨曙”，主考官不允，他這次就落了第（《唐摭言》卷九《防慎不至》）。可見是快到天亮的。
劉虛白的詩：“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唐摭言》卷四《與恩地舊交》）殷文圭的詩：“燭然蘭省三條白，山束龍門萬仞青。”（《省試夜投獻座主》，《全唐詩》卷七?七）都是交納試卷時向座主獻納的詩篇，這是唐代考場的習俗，不能以此證明禮部試隻是夜間而無白天。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五代史的材料。《舊五代史》卷一四八《選舉誌》載：“（開運元年）十一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曆代已來，皆以三條燭盡為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短景之中，視晷刻而唯畏稽遲，演詞藻而難求妍麗，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款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試之時，準舊例以三條燭為限……’”
此處所謂的曆代，應當是包括唐朝的，指的是唐朝以來的曆代皇帝。竇貞固意思是說，自唐以來，進士試雜文（即試詩賦），都是從白晝起，到夜晚以三條燭盡為止；後唐長興二年（931），改為隻限於晝試，廢止夜試。他認為，如隻限於白天，舉子們惟恐時間稽遲，不能專心精研，也就未能盡其才，所以還應按照往例，仍舊延長到夜間，以三條燭盡為止。其原意應當如此，洪邁沒有全麵考察唐人的材料，即作出唐代夜試進士的論斷，是不確的。即以洪邁所引《舊五代史?選舉誌》長興二年的材料（按這一段文字為今輯本《舊五代史》所無）來看，敕旨雲“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也說的是晝試。長興二年說的就是停止夜試，限以白天，而並非改夜試為晝試。宋人李頎《古今詩話》說“唐製，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雖簡略，卻是得其實的。而比較起來，宋袁文《甕牖閑談》（卷八）、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九《科場給燭》）卻說得很不明確。
六
唐代進士、明經等考試的地點在哪裏？這個問題，過去的記載似乎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
《大唐傳載》說：“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尚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於尚書省。”這裏的開元中，沒有分清是開元二十五年以前還是以後，因為開元二十四年以前貢試歸吏部考功，開元二十五年起歸禮部，有此分別，則考試地點當也不同。《大唐傳載》所說，似乎說考試是在都堂舉行。後來《唐摭言》也說：“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原注：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卷十五《雜記》）照此說法，則似乎進士考試的地點在都省，而放榜在禮部南院，二者是分開的。
都堂、都省是尚書省的簡稱。禮部南院則是在尚書省以南的一個坊。宋程大昌《雍錄》卷八《職官?禮部南院》載：“禮部既附尚書省矣，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即貢院也。《長安誌》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說是也。”這裏所說的《長安誌》，就是北宋人宋敏求所作的《長安誌》。宋著《長安誌》卷七承天門街之東、第六橫街之北為一坊，坊內“從西第一左領軍衛，次東吏部選院，次東禮部南院（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據徐鬆《唐兩京城坊考》及陸?耀等所修《鹹寧縣誌》，畫其簡圖如下。這都是在皇城之內，與一般的民居隔開。禮部南院的東牆，是進士放榜時貼榜的所在地，詳細情況見本書後麵論進士放榜與宴集一章。按照《大唐傳載》與《唐摭言》的記載，似乎考試在北麵尚書省，放榜在禮部南院東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