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經從所取人數說不僅比進士多，而且在中唐以前，在官位的升遷速度上，有時也並不在進士之下。德宗貞元時歐陽詹就以此勸勉友人道：“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笥，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在繳……目睹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與鄭伯義書》，《歐陽行周文集》卷八）韓愈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說由明經“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送牛堪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明經的名聲不及進士，但錄取的名額卻要比進士多，這是為什麼呢？我想，是否可以從及第後授官的情況來加以解釋。
從現有的材料看，大量的情況，是明經出身，經吏部試合格，大多被選授為縣丞、縣尉、縣令，或州縣的參軍、主簿之類，就是說，普遍地為州縣基層的地方官員。下麵舉一些例子：
陳子昂《臨邛縣封君遺愛碑》（《陳子昂集》卷五）：“以明經擢第，解褐守恒州參軍。”
王維《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三）：“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
常袞《鹹陽縣丞郭君墓誌銘》（《全唐文》卷四二?）：“尋以明經擢第，曆?州平恩縣尉。”
梁肅《舒州望江縣丞盧公（同）墓誌銘》（《全唐文》卷五二一）：“弱冠舉孝廉，授舒州望江縣丞。”
梁肅《鄭州新鄭縣尉安定皇甫君墓誌銘》（同上）：“弱冠以明經登科，始長安丞，又轉新鄭尉。”
梁肅《外王父贈秘書少丞東平呂公神表銘》（《全唐文》卷五二二）：“二十舉孝廉，補博昌主簿。”
獨孤及《唐故尚書庫部郎中滎陽鄭公（寵）墓誌銘》（《毗陵集》卷十一）：“二十舉明經高第，解褐鄴尉。”
穆員《陝虢觀察使盧公墓誌銘》（《全唐文》卷七八四）：“天寶末擢明經，調宋州襄邑主簿。”
穆員《京兆少尹李公墓誌銘》（同上）：“弱冠擢明經，調婺州武義縣尉。”
韓愈《河南少尹李公（素）墓誌銘》（《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
韓愈《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丹）墓誌銘》（同上）：“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
柳宗元《邕州李公墓誌銘》（《柳宗元集》卷十）：“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
柳宗元《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同上）：“由明經為舞陽主簿。”
劉禹錫《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劉禹錫集》卷二）：“以明經居上第，調補安縣主簿。”
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白居易集》卷四十六）：“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
李翱《皇祖實錄》（《李文公集》卷十）：“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
《集異記》卷一《蔡少霞》：“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
雖然也有像元稹，明經登第，後經吏部試書判拔萃得高第，授秘書省校書郎（新舊《唐書》本傳），或如杜牧《唐故宣州觀察使禦史大夫韋公墓誌銘》（《樊川文集》卷八）所說：“以明經取第，為太常寺奉禮郎”那樣，在中央朝廷取得官職，但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則是分發到各地州縣為基層官吏。《通典》卷十七《選舉》五《雜議論》中曾載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中雲：“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問，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麵臨，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趙匡這裏論述明經試的流弊，也是就明經及第後授地方基層州縣官立論的，所以一則說此種考試辦法，不能真正“臨人（民）決事”，隻不過“取辦胥吏之口”，再則說“當官少稱職之吏”。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唐代科舉取士選拔官吏的一個大致分工，即：在常科中，俊士、秀才很早就停止，不必論，明法、明算、明字，是選培專門人才，也可不論。剩下的就是進士、明經，以及非常科的製科。這三者，進士以試詩賦為主，講究聲律對偶，這與唐朝的製誥文體講究四六駢儷、文藻華飾相適應，因此進士及第後往往授以校書郎、秘書郎之職，以後就逐步升遷進翰林院為學士，所謂“進士為士林華選”，“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台閣清選，莫不由茲”。製科則以待非常之士，適應朝廷政治的臨時需要，及第後有授以諫官之職的。但對於封建國家的整體來說，大量需要的則是州縣一級的官吏，他們需要懂得一定的儒家經書，但不強求具備較高的文學才能，而同時又要求有一定的數量（不像進士為培養起草製誥人材，人數不需要很多），明經就正好適合這些要求。就是說，對封建統治來說，明經是培養吏治人材的。從兩《唐書》列傳來看，至少在唐代前期，明經出身做到宰相的，為數不少，僅以高宗、武後朝而論，就有楊再思、祝欽明、王?、張文?、徐有功、裴炎、李昭德、陸元方、狄仁傑、杜景儉、韋安石、唐休?等十數人，至於任六部尚書、侍郎等大員的就更多。明經出身後來卓有名氣的也不少，但有一個特點，就是成為著名文人的卻極少，隻有賈至、徐浩、元稹等寥寥幾個。而唐朝的士人，卻往往用文采來衡量人物，進士科中出文人又較多，唐代所謂重進士而輕明經的風氣，就是這樣造成的；就是說，貶抑明經科，是出於受進士科文人的影響。唐代中期以後，進士科出身而居高位的逐步增多，明經地位明顯下降，當與這種輿論有關。這裏可以看出進士、明經兩科爭奪權位鬥爭的一個側麵。唐代的登科記，重點是進士，從推崇進士的角度出發，自然就不記載明經及第的人數和姓名。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選舉考》八，“輸財得官”條記：“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禦史鄭叔清奏……又準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馬端臨於此按雲：“時屆幽寇內侮，天下多慮，軍用不充，權為此製，尋即停罷。”至德二年（757）正是安史之亂時，當時唐朝廷稅收不給，軍費支出又大，因此暫時采取納錢而授予明經出身的辦法。但從這也可以看出，明經可以用納錢而買得，進士則不能，則在唐朝統治階層看來，明經的地位確是在進士之下的。
又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論進士在明經之上，舉出明經及第者不肯就吏部試，再應進士舉作為例證，說：“彼時明經及第者，不肯即求吏部舉選，往往舍去仍應進士舉。”（卷八十一《偏重進士立法之弊》）這一論證並不確實。唐代固然有明經及第再應進士舉的，如歐陽詹《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歐陽行周文集》卷九）又《新唐書》卷一四三《王?傳》載?兄翊之曾孫凝，“舉明經、進士，皆中”。但也有進士及第後又應明經試的，如《新唐書》卷一六二《許孟容傳》：“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唐代在這方麵，是較為自由的，也可以兩應明經，如韓愈《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曆校書郎、鹹陽尉。”（《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六）
唐人的記載中，往往用進士與明經相比較，而對明經加以輕貶和譏嘲。前麵已經舉出過李賀與元稹的故事，那是在中唐，現在還可舉一個晚唐的事例。尉遲?《中朝故事》載：
鹹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來年彥昭下第，因訪凝，凝衩衣見之，崔甚恚。凝又戲之曰：“君卻好應明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即秉鈞軸。一旦凝拜是官，決意入相，彥昭陷之。後數月之間，鹽鐵中有隳懷凝朝職，朝廷以彥昭為之，半載而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雲：“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竟免其責也。
這則記載十分生動地記述了進士、明經兩科的矛盾，以及封建統治高級階層中勾心鬥角之爭。王凝進士及第後得意倨傲的神氣，從他對崔彥昭“以衩衣見之”（據《通鑒》胡注，謂衩衣為“便服不具禮也”），後來又對彥昭說：“君卻好應明經舉”，表現得惟妙惟肖。而崔彥昭也竟以這句話而為奇恥大辱，一旦得權，就對王凝加以打擊，蓄意報複。在這之前，裴廷裕《東觀奏記》也曾記有：“（李）玨字待價，趙郡讚皇人。早孤，居淮陽，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李絳本人是進士出身，他認為李玨乃“非常人”，是應當舉進士的，所以說“明經碌碌”。這裏正可以看出中晚唐時兩者之間的鬥爭。這種以進士輕明經的情況，也見於五代時和凝的例子。據《舊五代史》卷一二七《和凝傳》載，稱凝“少好學，書一覽者鹹達其大意。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
重進士而輕明經，似乎還表現在考試時對待的禮數上。沈括《夢溪筆談》卷一記載道：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撤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嚐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陽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暮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這條記載又見於範鎮的《東齋記事》卷一，文字基本相同。範鎮與沈括同是北宋神宗、哲宗時人，時代相近，此條文字未知何者為先。不過範、沈二人都以博洽見稱於時，所記史事大多平實有據。這裏關於明經考試時無茶湯等招待，渴時隻能飲墨水，以至嘴唇都弄黑了，雖不免稍有誇張渲染，當大致可以信從。可見明經、進士二者輕重的區別，至北宋前期也是如此。
其實在唐代前期的議論中，論及進士與明經時，對二者的弊病是同時並舉的，其間無所軒輊。如《唐會要》卷七十五《貢舉上?帖經條例》載開元二十五年敕，就說道：“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又如賈至於代宗時論科試改革，也說：“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舊唐書?賈至傳》）稍後柳冕與權德輿書，也說：“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這些，都是以進士與明經相並論的。隻是到後來，把明經的缺點誇大起來，連皇帝也譏諷明經是“鸚鵡能言”，明經的劣勢就無可挽回了。因此，五代時就曾一度停明經舉試。到北宋初年，就明令停止，仁宗慶曆時雖稍恢複，也不過是回光返照而已，已經奄奄無生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