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筆記《玉泉子》中有一則記載，頗有風趣，現據《太平廣記》卷一八二所載抄錄於下：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裏，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嚐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勳、質日議榜於私家，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複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革前弊，孤貧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嚐以一貧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前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畢中二子所謂。勳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為！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勳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這則記載，文筆生動，情節曲折，對了解晚唐科舉製的弊端很有價值。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點：第一，名義上是禮部侍郎裴坦知舉，實際上他的兩個兒子對榜上之名次，在放榜前已日議於私室。第二，這兩個兒子又交結權黨，“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按《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傳》載裴坦於大中十四年（860）知舉時，“登第者三十人……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冊府元龜》卷六五一《貢舉部?謬濫》也說：“時舉子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皆以門閥取之，唯陳河一人孤貧負藝，第於榜末。”可見《玉泉子》的記載是確實的。第三，翁彥樞向僧人表示希望以第八人及第。僧人要挾裴坦二子，後翁果以第八人及第，翁彥樞能如此，則其他權豪請托者更可想而知。
上麵所說裴坦之事是知舉者的兒子交結權貴、把持選士權，像沈詢則又是知舉者的母親過問取舍進退，使其同宗登第的另一類例子，唐代掌舉者的不正之風真是無奇不有的。據範攄《雲溪友議》卷下載，沈詢於宣宗大中九年（855）知禮部試，將要放榜，他的母親問他說：“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也？”沈詢回答道：“當是先要考慮沈光了。”不料卻遭到其母的反對，說是沈光早有聲價，沈擢名聲也不低，這二人的科名，你就不必多慮了；我看沈儋較為孤單，不大為人所知，你如不見憐，還有誰會同情他呢？沈詢不敢違抗母命，遂放沈儋及第。此處所記也極為有趣，知舉者放榜前，可以自由回家，其母可以與之討論何人可收，何人可不收，均非後世所能想象的。沈詢的母親說：“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可見中晚唐時，知舉者利用職權，使其宗族親黨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已是極普遍的現象了。
正因為知舉者對舉子的留放進退有很大的決定權，加之唐代又允許舉子可以在試前進行種種交際活動，試卷又不糊名，那麼某些舉子能否及第，就帶有極大的偶然性。這裏不妨也舉兩個例子。據《太平廣記》卷一八?引《逸史》，說有一個叫牛錫庶的士人，累舉不第，困居長安。德宗貞元三年（785），八月間，一日閑遊過蕭昕宅前，這時正值蕭昕也賦閑，出門將遊南園。錫庶見到蕭昕，即上前通候，遞上所作詩文卷子。蕭昕獨居，正想與賓客聊天解悶，一見錫庶如此，自是高興，談話間又稱讚錫庶所作的文卷，就問道：“外間議論以何人當知舉？”牛錫庶為了討他喜歡，隨口應道：“您老至公為心，必定再出來掌舉的。”蕭昕說：“這倒是不會的了。不過，若果真如此，你就是狀元。”錫庶起身拜謝，還未坐定，就聽得馳馬傳呼，命蕭昕知舉。錫庶一聽，馬上又再拜道：“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後土，實聞斯言。”蕭昕就說一定一定。明年，牛錫庶果以第一名登進士第。再一個例子是劉太真的。據《唐摭言》卷八《誤放》條記載，江東人包誼，赴京應考，一日遊長安佛寺，唐突了中書舍人劉太真。劉太真惱恨在心，明年春試時，牢記包誼的名字，存心不讓他登第，雜文一場就將包誼落了，想再等到三場完畢，就把他打發走。後來又想，這小子既冒犯了我，我如因此報複，不免為人譏笑，隻要做到不讓他出頭，何必場場落他。於是在策文一場，把包誼收了。待到放榜，按照慣例，先將錄取者的姓名到宰相府第呈閱。太真所定榜中有一姓朱的，而這時剛好朱?之亂剛剛平定，宰相怕觸犯德宗忌諱，不擬在新進士中有姓朱的人，就急忙叫劉太真另換一人。劉太真沒有思想準備，遑遽間出門，不記他人，腦中隻記得包誼的名字，別無他法，就把包誼換了這一姓朱的了。
這兩個故事都是可以歸入笑林之列的。如果吳敬梓生在唐朝，這些都是他寫諷刺小說的極好材料。用不著多加分析，讀者自可從記述中看到，當時儒林中的一些人物，是多麼的可笑和淺薄，而作為取士盛舉的科試又衍變為如此的荒誕不經，這確是後世所不可想象的。
有關唐代知貢舉的記載，有的則誇張得太厲害，恐怕是不可靠的，如《唐摭言》卷八《自放狀頭》所記尹樞事就是如此：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為狀頭。先是杜公主文，誌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為社稷求棟梁，諸學生皆一時英俊，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劄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谘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為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劄之。
這裏寫杜黃裳知舉時（德宗貞元七年），苦於無法定取舍，乃集合眾舉子，要求舉子中有人出來代替他決定進士及第的名單。按唐代雖有通榜或者通關節等等情事，但大多是背後私下進行，斷無知貢舉者不顧身份，作此種舉動的。又寫尹樞種種情態，類於小醜，既定他人等第，又自定狀元，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年進士登第者也有名人，如令狐楚、蕭?、薛放等，都以才學名世，不可能設想他們是因尹樞在試場走筆而定的。大曆時詩人盧綸有《送尹樞令狐楚及第後歸見》詩（《全唐詩》卷二七六），說：“佳人此香草，君子即芳蘭。寶器金?重，清音玉佩寒。貢文齊受寵，獻禮兩承歡。鞍馬並汾地，爭迎陸與潘。”以尹樞、令狐楚比喻陸機與潘嶽，對他們的文采是相當推重的。這些，都使我們懷疑《唐摭言》所載的可靠性。清人趙翼也對此事持否定態度，其所著《陔餘叢考》卷二十九《填榜》條說：“填榜何患無人，乃令舉子自書，恐唐製亦未必如此，《摭言》所雲未可信也。”趙翼雖未講明理由，但他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中晚唐時，強鎮擅命，宦官專權，也影響科舉試的取舍進退。這些，擬在後麵的有關章節中敘述科場的腐敗現象時再作介紹。
四
正因為知舉者握有取舍的大權，舉子就在試前向知舉者投詩獻文，希望博得知舉者的青睞，而一旦登第，就對知舉者感恩終生。就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產生了唐代科舉製所特有的座主與門生的關係，所謂“南宮主文為座主”，“登第進士為門生”。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是從兩漢察舉製度遺留下來的。王夫之曾說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於齒，而死服三年之喪”（《宋論》卷一）。在王夫之之前，明代的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十四中也說到：“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寮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科場?霍渭?不認座師》條）無論兩漢的察舉製，還是唐代的科舉製，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乃是一種利害相結的很深的封建關係。如柳宗元在《與顧十郎中》中所說：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集》卷三?）
柳宗元的這種表述是相當有代表性的。這是一種社會意識。也可以說是當時客觀存在著的官僚關係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這一點，崔群的例子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崔群在中唐時被譽為賢士，韓愈曾盛加讚譽，說他“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與崔群書》，見《昌黎先生集》卷十七）。但就是這麼一位賢明之士，對唐代社會中的座主與門生關係的論述卻表露出相當世俗的看法。《獨異誌》卷下載：“唐崔群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嚐勸其樹莊田以為子孫之計，笑答曰：‘餘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複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群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錢易的《南部新書》己卷也載：“崔群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群元和十年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群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這裏對崔群不無譏嘲，但崔群把門生比喻為莊園，在唐代卻是極為貼切，極易為時人所接受的。知舉者選拔舉子及第為賜恩，則舉子日後當然要報恩，否則就是柳宗元所指斥的，為“非人也”。《獨異誌》與《南部新書》對崔群的譏嘲，也就是說他忘恩，這對唐代的士君子來說，是一種很厲害的輿論指責。
唐代的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發展成一種新的官僚勢力互相依存與接合的關係。如《舊唐書》卷一五八《鄭從讜傳》，鄭從讜於武宗會昌二年（842）登進士第，後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曆任拾遺、補闕、尚書郎、知製誥等職。宣宗時，宰相令狐□、魏扶，都是從讜父親鄭浣知貢舉時門生，遂“為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這是門生做了大官後，幫助座主的兒子升遷，――這就是一種報恩。又如權德輿，文章還算寫得典實，但政治才能實在平庸得很，但因為他在德宗貞元末連典了三年貢舉，所拔之士於憲宗時做大官的甚多，他也就此官運亨通，平平穩穩做了幾年宰相。楊嗣複為其文集作序，其中就說：“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餘，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凡十人，其他征鎮嶽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全唐文》卷六一一）這就是自從中唐時興起來的座主與門生之間，以及同年之間，因利害相關形成的新的官僚網。
門生不但要為座主及座主之子安排美仕，還要為座主諱。前麵說過，劉太真知舉時，交結權貴，所收多“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又好惡任情，漫無準的（如對包誼），但裴度由於是劉太真的門生，在所作《劉府君神道碑銘》中，卻說到太真知舉時，“秉公心而排群議，履正道而杜私門”（《全唐文》卷五三八），完全把事實顛倒了。裴度為一代人望，尚且如此，則自鄶而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代的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被後人批評為“受命公朝，拜恩私室”（見《文獻通考》卷三?《選舉考》三）。最容易結成朋黨關係（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七《座主門生》條說：“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遂有朋黨之禍。”）。北宋人華鎮對此曾予以激烈的抨擊：
某嚐謂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為得人，莫盛於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為座主，謂登第進士為門生，上之人榮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鑒之德，揚揄品目，至於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為官掄才，誌在公議，不遺分契，趨於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扇奔競之風，開請托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抱屈而陸沉。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為不然而病之。（《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上門下許侍郎書》）
到了北宋，隨著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唐代知貢舉中的所謂公薦及座主門生的關係，都被嚴令禁止。《文獻通考》卷三?《選舉考》三載：“太祖皇帝建隆三年（962）……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台閣近臣得薦所知進之負才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也在同年九月一日下詔：“國家懸科取士，為官擇人，既擢第於公朝，寧謝恩於私室？將懲薄俗，宜舉昭文。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輒拜知舉官子孫弟侄。如違，禦史台彈奏……兼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一）在這之後，北宋政府就進一步創立殿試製度，企圖通過製度的厘革，把選士權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從而?除門生為座主報恩的基礎。
唐代的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在詩歌中也有所表現。如《唐詩紀事》卷四十一載施肩吾於元和十年（815）應舉時，有《上禮部侍郎陳情》詩：“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卻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登第後感恩陳辭，中晚唐時更屢見，如中晚唐之交與許棠、張?結為詩友的喻坦之，有《陳情獻中丞》詩（《全唐詩》卷七一三）：
孤拙竟何營，徒希折桂名。始終誰肯薦，得失自難明。貢乏雄文獻，歸無瘠土耕。滄江長發夢，紫陌久慚行。意欲求知切，才惟懼鑒精。五言非琢玉，十載看遷鶯。取進心甘鈍，傷嗟骨每驚。塵襟痕積淚，客鬢白新莖。顧盼身堪教，吹噓羽覺生。依門情轉切，荷德力須傾。獎善猶憐貢，垂恩必不輕。從茲便提挈，雲路自生榮。
杜荀鶴《辭座主侍郎》（《唐風集》卷上）：
一飯尚感恩，況攀高桂枝。此恩無報處，故國遠歸時。隻恐兵戈隔，再趨門館遲。茅堂拜親後，特地淚雙垂。
周匡物《及第後謝座主》（《全唐詩》卷四九?）：
一從東越入西秦，十度聞鶯不見春。試向昆山投瓦礫，便容靈沼濯埃塵。悲歡暗負風雲力，感激潛生草木身。中夜自將形影語，古來吞炭是何人。
這些詩，雖然也不免感德報恩的俗套，但詩的作者都是所謂孤貧藝能之士（真正有權勢能影響知舉者視聽的，是不屑也不必寫這種詩的），他們在感歎自己的失意、希冀知舉的汲引之餘，還能寫出現實社會的某些不平和寒士的坎坷經曆，也還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