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下時，他走到一塊穀地邊，見一位老鄉正在拔草，便上前問路，得知拔草人是紅五軍團特務團的總支書記。戰友相逢，格外親熱。總支書記領他到紅四方麵軍總醫院管理科長老王那裏住了一晚，兩人正在攢錢準備奔赴延安。第二天，他謝絕了兩位戰友的挽留，獨自一人向黃河岸邊走去。
黃河就要到了，有一村落，村邊有十餘匹馬，不用說是敵人的騎兵。他找到一位老鄉打聽能不能過黃河，老鄉說前邊渡口有十幾匹馬。老鄉看出他是紅軍，暗示渡口被敵人封鎖了。他問老鄉還有沒有其他渡口，老鄉說：“你真想過河，我可以給你找一個人來。”工夫不大，老鄉帶來一位打著赤腳，穿著背心，非常壯實的小夥子。他焦慮地問：“能過去嗎？”小夥說：“那要看你有沒有膽子冒風險了。”他說：“風險不怕，隻要能過河就行！”小夥扛來羊皮筏，從河邊一處草坡小心翼翼地往下移動，河水湍急，稍不留神掉下去就一命嗚呼。小夥子熟練地把皮筏放到河水中，讓他上去，用篙一推，皮筏離了岸。小夥用篙往坡上一撐，身子一躍跳到皮筏上。一會兒，他倆順利地到達彼岸。他拿出兩塊錢作為酬謝，說：“我是紅軍，可能還會有許多紅軍要從這兒過，有些人可能沒有錢！”小夥搶過話頭說：“隻要是紅軍，我就不要錢！”說著把兩塊錢退了回來。他十分感激地說：“這兩塊錢是我們紅軍的心意，你就收下吧，隻要能幫助紅軍過河就好！”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耿萬福由北門入蘭州城。他為找一個住的地方，幾乎走遍所有的旅店、會館，可因為穿得破破爛爛，到處遭白眼。晚霞漸淡，耿萬福拖著沉重的雙腿。城外有處大宅院，大門對麵有座小土房，像是許久沒有人住了，他想在這兒過一夜。一進去卻見有兩個要飯的，是老兩口，怎麼也不許他住下。耿萬福火了，質問：“都是窮人，怎麼連這點情麵都沒有呢？”吵嚷聲越來越大，引來許多看熱鬧的人。
人群中走出一位頭戴禮帽，身穿長衫，紳士模樣的人，仔細瞧瞧他問：“你是哪裏人？”“河北。”“噢，那咱們是老鄉，我是山東。”那人讓耿萬福到他那兒住，邊說邊指大宅院，並叫幾個工人打扮的人領著去。他向工人打聽到大宅院中有修建蘭州飛機場的辦事處，方才那位“紳士”就是辦事處的主任。
翌日，辦事處主任把耿萬福叫去，敘起鄉情來。當得知耿萬福一個本家叔父與自己同是保定軍校二期學員時，顯得更加親近。
耿萬福常利用出工休息同工人攀談，工人中有四川、湖北人，細一打聽才知道也是紅軍。他問他們，怎麼不走呢？他們說天漸冷了，怕走不回去。他說：“要走就抓緊，到延安也就十天半月。”許多人不久便走了。
耿萬福聽說八路軍在許多地方有辦事處，希望能在蘭州找到八路軍的辦事機關。
大槐樹下有個不大的小院，門口掛著一尺多寬、五尺多長的木牌：“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蘭州辦事處”。
“見了鬼！”耿萬福心裏嘀咕著：“我要找八路軍，怎麼冒出個十八集團軍？”他正納悶兒，從門裏匆匆走出一個人。這不是軍衛生部的管理員嗎？耿萬福馬上迎上前去，管理員也認出他來。
辦事處秘書長朱良才聽了他的彙報，說：“我們在蘭州國民黨內正缺少內線，你有上層關係，就在這兒幹地下黨吧？”耿萬福在西路軍時的戰友徐一新，領來一位30多歲的上海人。幾天後，耿萬福在街上遇到他，熱情地上前招呼，可人家連理都沒有理就走了。耿萬福恍然大悟，這是地下工作的紀律呀。他為不習慣這種工作而十分惱火，於是借彙報工作之機向辦事處攤了牌，說：“地下工作我不適應！心裏總想著延安。因為這是西路軍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我一定要完成，為許多壯烈犧牲的戰友還了這個心願！”
耿萬福終於到達延安，第一次望見巍峨的寶塔山時，心裏一陣發酸，淚水模糊了雙眼。
一天，他突然聽說在馬家軍中受難的1000多人回來了，便急匆匆地奔向他們的住處。大家正在曬太陽，一見到他便又驚又喜地叫起來：“這不是老耿嗎？”“耿科長你怎麼回來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無數充滿激情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1937年12月9日，是耿萬福難以忘懷的日子。紅五軍團老戰士請毛主席同他們一起合影，紀念紅五軍團成立六周年。
毛主席微笑著說：“今天是你們五軍團六周年紀念日，我不是你們軍團的人怎麼行啊！”
“我們都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
照相後，在大家請求下，毛主席奮筆疾書為留影題字：“以寧都起義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