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老鄉漸漸地敢到院門口擺小攤，賣小吃，可他們身無分文。戰友們悄悄地向老鄉要了些鹽水給他洗了洗傷口，高金城的福音堂醫院又送了點藥來，才使他得了救。
甘州聚集了300多紅軍傷病員。5月上旬，敵人押解他們去涼州，步行八九天，走不動的被屠殺，走得慢的遭鞭抽。他不知挨了多少次皮鞭的抽打。
他們到達武威的那天下午，全部集合在一個廣場上，就地而坐。叛徒――原紅五軍十四師師長兼四十三團團長郭錫山這時當上敵人的什麼“參議”，身穿長袍馬褂，頭戴黑呢禮帽，臉吃得油漬漬的，操著河南口音勸降大家，說什麼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國民黨怎麼可以升官，怎麼可以發財等等，讓大家報名當“國軍”。可是，衣著襤褸、蓬頭垢麵、傷痕累累的300多號人沒有一個動搖的。
王定烈知道郭“狗嘴裏吐不出象牙”，幹脆用手捂住耳朵不聽。最使王定烈生氣的是，橫在腰脊上的那一顆子彈卡得他老是直不起腰來，如今在叛徒麵前躬著個背真窩囊。他氣憤之下咬緊牙，硬是一挺，疼得當場栽倒在地。想不到這一挺，那顆橫著的子彈順過來了，腰竟然能直起了。這顆子彈在他腰上待了16年，新中國成立後才取出來留作紀念。
他們二三十人被關進一間牢房，隻能勉強坐下，想躺是不可能的。牢房裏四壁空空，刺鼻的臭氣令人發嘔。一天兩次麥糊糊，隻放一次風，二三十分鍾。
太陽噴射著光線和暑氣，空氣中也彌漫著焦熱。在暑熱蒸騰中，他們被押到永登，編入補充團。王定烈被編入五連二排四班。每連有敵人的三個軍官，連長、一排長、司務長。王定烈堅持不當敵人的兵。二排長餘嘉斌原是紅九軍的連長，因負傷被俘，悄悄地對他說：“你現在不能走，敵人說是往蘭州送，實際上都去活埋。你等傷好了，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嗎？何必硬要送死？”王定烈聽了覺得有道理就留了下來。餘嘉斌後來同他們一道回到抗日前線，在魯西南戰鬥中犧牲。
補充團開去修築公路。挖山背石，打洞運土，一天幹十幾個小時。王定烈的傷口由於得不到醫治一直不好，左手不能動，右手掛一條布帶，隻能看帳篷，用左手勉強給戰友燒燒開水。
七七事變的消息衝擊著補充團。紅軍戰士紛紛要求上前線抗日。敵人增加看守部隊，嚴密封鎖消息，禁止對外接觸。但是工地上天天出現標語口號，有用石頭擺的，有用粉石寫的：“我們要上抗日前線！”“歡迎馬步芳抗日！”“打倒賣國賊！”“共產黨萬歲！”等等。敵人嚴加追查，殺了好幾個人。
補充團二營營部書記官袁世昌，後來在團部當書記官，是原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組織部的幹事。袁世昌接觸外麵較多，消息比較靈通。五連的司書吳昌熾跑了以後，敵人讓王定烈當司書。他們爭取在各連合法組織起了“識字班”，以識字為掩護，吸收堅定者為骨幹，恢複黨的組織生活，待機行動。
甘肅省主席根據上麵命令，通知武威專區征集壯丁。馬步青將壯丁留下，用紅軍頂替。開拔之時，馬步青給每人發了三塊錢路費，一套軍衣，其餘勞役所掙的錢都被中飽私囊。
他們到蘭州後乘汽車，經六盤山到達西安。敵人打算當晚就用火車把他們拉往武漢。他們也有安排，立即派代表去找“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強烈要求回延安。辦事處黨代表立即接見，並安排他們就近在一個學校住下。學校正放暑假，房子空著。辦事處還送來數十小車蒸饃，每人發一條線毯。他們捧著白白的大饅頭，摸著軟綿綿的線毯，都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敵人派出憲兵督促他們上火車，並威脅道：“這是違抗軍令，不上火車立即逮捕！”
中共中央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過問此事，向國民黨當局作了交涉。吃盡千般苦，嚐盡萬般難，他們終於回到了夢寐以求的延安。翌日，在橋兒溝飛機場召開軍人大會，毛主席、劉少奇、朱德都去看望了大家，並講了話。王定烈心潮澎湃，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