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琴秋走後，黃光秀跟了馬步芳，黨文秀跟了馬威，陳淑娥跟了牟文彬，趙全貞和我搬到一個廟裏去了。在廟裏住的有趙天林、彭玉茹，還有新劇團的幾個小女孩。彭當時嫁給馬步芳的一個軍需，姓楊。
1937年陰曆八月十五日，馬步芳組建了一個騎兵師出去抗日，馬彪當師長，趙仁當參謀長。我想回到八路軍部隊，於是就向趙養天提出要跟部隊去抗日。趙養天把我介紹給趙仁當勤務。
部隊到陝西後駐防在鹹陽。我經常跟趙仁到西安去，住西安飯店，跟各方麵聯絡，知道八路軍辦事處在七賢莊。我約了跟軍法處長出來的趙天林，找機會跑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這時已是1937年的11月份了。
不久，李先念等領導同誌從新疆經西安返回延安，他們坐的是蘇聯的汽車，穿的是皮衣皮帽。我和趙天林就乘他們的汽車回到了延安。
閻秀文――
我和100多男女紅軍被押到西寧，開始和幾十名女戰士在羊毛工廠撕羊毛，十幾天後又把我和二十幾名女戰士分到中山醫院做雜工，服苦役。
有一天，中山醫院院長謝剛傑家的人領著張琴秋（當時叫苟秀英）和陶萬榮來醫院，說是給我們當護士長。她實際並不是搞醫務工作，而是給我們教識字課本和教唱歌，唱的還是紅軍的歌子。
謝家的人還讓我和張琴秋、陶萬榮住在一起，由我給她們打洗臉水、端飯。
張琴秋和陶萬榮有時從窗子跳出去，到外麵活動。張琴秋一再告訴我們不要害怕。張琴秋、陶萬榮都表現得很堅強。
張琴秋和陶萬榮在中山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有一天，她倆告訴我說：“我們準備走了，十年後來接你們！”
第二天黎明，張琴秋、陶萬榮和我一起從窗子跳出，到了街上一個院子裏楊紹德的家，楊的男人也在家。在楊紹德家，我看見了吳仲廉。從清早到中午都在楊家，午飯很豐盛，炒了許多菜。吃了午飯，我回中山醫院了。
謝宗珞――
1937年7月，我和堂姐謝宗瑤要到南京上學。國民黨黨部政訓處長李曉鍾托我十伯父謝剛克（當時在我家閑住），叫我們把張琴秋、陶萬榮、吳仲廉（她們三人當時是幹什麼的我不知道）帶出去。陶是以我們傭人的名義帶出去的，張、吳由李曉鍾先秘密帶到小峽等我們。
我和謝宗瑤兩人坐的夾窩（用兩頭牲口馱的轎子），陶萬榮騎的騾子。我們到小峽之後見到李曉鍾騎的馬，張琴秋、吳仲廉、陸澄和袁春輝也是坐的夾窩。李、陸、袁是到廬山受訓去的。六天到了蘭州，我和堂姐住到當時蘭州電報局局長顧慈民家裏，張琴秋和李曉鍾等六人住到哪裏就不知道了。李曉鍾和我們三人乘飛機到西安，我和謝宗瑤乘火車到了南京。張琴秋、陸澄他們乘汽車到西安。後來我堂姐謝宗瑤問李曉鍾為什麼要把她們送給國民黨，李曉鍾說：我是國民黨，她們是共產黨，不交出去能行嗎？
我父親謝剛傑當時任青海中山醫院院長，謝宗瑤的父親謝剛哲當時任國民黨渤海艦隊司令。馬步芳當時和國民黨關係比較僵，他叫我父親給他到蘭州、南京和國民黨拉關係，主要是做羊毛、皮張等生意。
謝宗瑤――
1937年大約五六月間，我在同濟大學附中上學，因得神經衰弱症休學，到青海西寧叔父謝剛傑家休息。當時叔父任青海中山醫院院長，醫藥都方便。去西寧不久，十伯父謝剛克在叔父家住閑，將馬匪步芳殘害共產黨員和糟蹋婦女的情況告訴我，叫我早日離開青海。正逢國民黨黨部李曉鍾、陸澄、袁春輝等人到南京去受訓。伯父認識李曉鍾，便叫我跟他們同行，路上有人照顧。謝剛傑的大女兒謝宗珞也和我一塊兒離開青海到外地上學。起程那天，馬匪出來送行，主要是送國民黨黨部人員。離開西寧城一段路，我才遇見陶萬榮、苟女士和另外一位女士。
一路上我和謝宗珞坐在一個夾窩子裏，李曉鍾騎馬，其餘的人步行。我曾問張琴秋去過蘇聯沒有，她說去過，我又問她會說俄文嗎，她說會。後來她還唱了一支俄文歌曲《杜娘》。因我不懂俄文，她譯成中文教我。歌詞大意是：“我們杜娘好像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兒真漂亮。啊！杜娘，杜娘啊！溫存活潑的杜娘啊……”有時路險，我和宗珞就步行。遇到難走的路，張琴秋還扶過我。我覺得張既有學問對人又親切。
到蘭州大家分手，我和謝宗珞住在蘭州電話局顧局長家裏，其餘的人住在哪裏我不知道。我和宗珞從蘭州乘飛機去西安，李曉鍾也同行，到西安和李分手，去南京，後去了上海。
李曉鍾（檔案，預審卷1958年5月30日）――
1937年大約二三月間我在西寧時，一個被馬匪軍俘虜的紅四方麵軍少年戰士對我談，紅四方麵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被俘到西寧後，潛在一個居民家裏，給人煮飯，化名苟秀英。我根據這線索，親自到那個居民家裏找張琴秋，並派人秘密把張領到我一個學生沈有才家裏暫住，不久又把張送到西寧中山醫院。該院院長謝剛傑係我同事，私交很密，願意照顧張。不幾天我又找著陶萬榮、吳××兩位，同張一起住中山醫院，以看護名義掩護身份。7月初，偽省黨處和一百師很多人調廬山“受訓”，我是其中之一。當時要離青海省境的人很多，我認為這是張琴秋她們脫險的機會。西寧中山醫院院長謝剛傑的女兒、侄女都離開西寧。我讓張等三人同她們一路混出了青海。原想張等三人到西安後可自去，但當我們到了蘭州兩三天，同路人多，有人泄露了張琴秋這件事，被蘭州偽公安局長馬誌超知道。一天晚上，他請我到偽公安局樓上談話，要我把張琴秋她們留下，我沒答應。馬表示不滿說：“能走出蘭州，恐怕也走不出西安。”當時我對馬誌超的話還未在意。大約兩三天後，張琴秋她們同一些“受訓”的人坐汽車離蘭州去西安，中途因雨阻車壞，很久才到西安。我在蘭州坐的飛機，比她們早到西安，住在西安西北飯店。大約是8月初，一天晚上，有個姓熊的，自稱是憲兵方麵的便衣人員，來旅館訪問我，問起張琴秋離開青海這件事。當晚，我產生了幾點疑慮：是否馬誌超發電報給西安的特務，等張琴秋她們到西安時逮捕她們；假使張琴秋她們在西安真的被特務逮捕了，可能遭到意外。經過再三考慮，我想出一個“委屈兩全”的辦法，就是馬上請偽西安行營將張琴秋她們送南京感化院。這樣處理的作用：第一，可以杜絕西安的特務采取逮捕殘害的手段對待張琴秋她們；第二，萬一青海馬匪步芳知道了，我由西寧送出張琴秋這件事，也有話可以對馬匪；第三，那時北京、天津抗日戰爭已很激烈，上海也很緊張，張就是到了感化院，也隻是暫時的不自由，相信短期內是可以恢複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