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陽光照亮了王泉媛那顆快要枯竭但仍在搏動的心。1985年，她在恢複組織關係暫時無望的情況下，又一次寫了入黨申請書。組織在經過考查後，同意了她的申請。她又一次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60個寒暑過去了，祁連山上青鬆的年輪增加了一圈又一圈，王泉媛臉上的皺紋也增加了許多。她的青春，她的年華，都無私地獻給了青年時代的向往和追求。
王金梅――
紅西路軍1936年農曆十月初五占領永昌縣城，農曆十一月十五日淩晨撤出永昌西進。永昌人通常把紅軍從進入縣境到撤離縣境的時間計算為45天。
那時，縣城西街的小廟設有一所女子小學。我的兩個姐姐王金蓮、王金桂在該校任教。紅軍到來之前，由於社會動亂，學校停頓了。紅軍來後，宣傳發動群眾，開展地方工作，把動員各公、私塾學校師生複課，作為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恢複女校教育又是宣傳婦女解放，打破封建枷鎖，建立婦女組織的重要方麵。王團長幾次來我家，找父親王裕基（清末舉人）和兩個姐姐做思想工作，灌輸革命道理，動員她倆參加革命，督促盡快恢複女子學校的正常教學。這期間，兩個姐姐幾次被叫去參加紅軍召開的有關會議。不多幾天，女校開始上課了。後因敵人重兵配合飛機大炮圍攻縣城紅軍總部，縣城內多次受到炮擊和飛機轟炸，剛剛恢複不久的女校又被迫停頓。
也許是王團長和我姐姐她們之間年齡相仿，是同時代的女性，那段時間她們關係很密切。她倆接受的一些革命思想或多或少地使老父親也受到一些影響，以致同情革命，同情紅軍處境和被俘紅軍人員的種種遭遇。紅軍總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連續遭到炮擊以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及紅軍總部的一些重要軍事會議就在我們家的裏院上房內召開。每次會議前，紅軍警衛人員同我們全家老少打掃衛生。會議開始前，一般都給我們打招呼，不要出入走動和喧嘩，保持院內安靜。
紅軍婦女團的王團長等幹部，在組建地方政權工作中，開展婦女工作，還發動青年、兒童建立組織。那時，永昌婦女受封建禮教和宗法觀念的嚴重束縛，紅軍開展婦女工作有許多障礙和困難。她們深入到家庭，耐心細致地宣傳解釋，號召婦女衝破封建牢籠，爭取解放。經過一係列艱苦工作，發動起來了二三十名青壯年婦女，組建了婦女會。據我所知，她們還號召發動城內家庭婦女，為紅軍指戰員縫補衣服，用氈條縫補氈鞋、棉帽，為部隊烙餅、炒炒麵。當紅軍傷員大量增加，在縣城內各家各戶分散住宿時，又動員婦女們為紅軍傷員燒水、做飯，幫助醫務人員擦洗包紮傷口，養護傷員。
1937年9月間，馬進昌部調防永昌。王泉媛同她的警衛員王秀英（四川姑娘）也隨之到永昌，住在縣城鹽店巷任家院內。我們再次重逢見麵。她們的住處離我家很近，姐妹與她時常往來接觸。她有時還背著監護人員偷偷地到我家，央請我父親給她代寫家信，寄往江西。這期間，她與我們三姐妹結為姐妹，關係更加密切。在鄰居們的幫助下，她幾次試圖逃出虎口，但因監視嚴密，未能成功，反而遭到馬進昌的毒打。有一次被懸梁吊打，背部打得血肉粘在內衣上，但她咬緊牙關，忍著痛楚，沒有掉一滴淚。她剛到永昌不久，發現一個給馬進昌當勤務的被俘紅軍人員準備逃跑，便趁馬進昌外出的機會放他走了。馬進昌回來後，把她吊起來狠打了一頓。還有一次，她請我的兩個姐姐吃雞，被保政人員肖光庭發覺，向縣政府的代縣長潘亞柏報告。官府抓去我姐王金蓮，審訊、拷打，王泉媛也遭到馬進昌的毒打。我姐遭受屈辱，一向受地方尊重的老父親憤恨官府，鬱憤成疾，不久含恨死去。父親死後，泉媛來家父靈堂吊唁，化名王金華給父親送了挽幛。
1939年，馬進昌換防永登後，她趁機逃出虎口，去尋找黨和革命隊伍。她逃出後，還給我們來過一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