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康誥》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大意是：文王能崇尚和注重道德教化，謹慎使用刑罰。通過教育與刑罰相結合的手段，實現“惟民其棄咎”，即讓治下的百姓和服刑的犯人放棄犯罪的念頭。從而使國家長治久安，永享太平。在這裏“明德”就是彰顯道德對人的約束作用。要通過“明德”讓犯罪之人明羞恥，改惡習。養成新的道德行為習慣。
西周的監獄稱作“囹圄”和“圜土”。囹圄關押重刑犯，他們要“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一般的輕刑犯則關在圜土。由“司圜掌收教之”。無論是在“囹圄”還是在“圜土”，服刑的犯人都要“幽閉思衍”，接受以“明德”為主要內容的感化教育。為了讓犯人“其能改過”，西周監獄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其一、以“明刑恥之”，“書其罪行於版而著其背”以恥辱之。其二“任之以事而施職事焉”。即通過強製服勞役，“任之以事”，改掉“罷民”不事勞作的惡習。通過“施職事”讓他們學會一定的生產技能。
“慎罰”則是對執法者而言。對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態度，《尚書·周書·康誥》中有：“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敝要囚。”“要囚”執法者要認真審查囚情。“服念”，反複思考。“丕敝”，最後的決斷。全句的意思是：執法者對犯罪嫌疑人的案情一定要認真審查，反複考慮，經過五、六天，直至十天半月的斟酌。最後再作出是否有罪及罪大罪小的判決。
“明德慎罰”是奴隸主階級治國經驗的總結，也是西周奴隸製國家走向成熟的標誌。
我國四千多年的監獄史，也是“以威治獄”與“明德慎罰”兩種治獄理念，不停鬥爭，互相穿插的曆史。從曆代王朝興衰演變，治亂交替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凡太平盛世，有為君主當朝，一般都要高舉周文王“明德慎罰”這麵旗幟。並結合新的曆史條件加以充實和發展。唐太宗李世民在“明德慎罰”的基礎提出“仁本刑末”，“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的主張。宋太祖趙匡胤記取了五代十國“嗜殺成性”的教訓，頒布了“布德恤刑”“重惜人命”的上諭。明太祖朱元璋雖然主張“重典治國”“重典治獄”，但也不敢放下“明德慎罰”這麵旗幟，強調唐律是體現“明德慎罰”和“禮法結合”的典範，要以唐律為藍本，製定大明律。到了清代，聖祖康熙皇帝，親自下令“禁匣床”，“嚴禁濫用夾棍”，“嚴禁淩虐罪囚”，開啟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麵。
曆史上凡踐行“明德慎罰”的朝代，一般都會出現政治清明的景象。反之，奉行“以威治獄”大都是酷吏橫行，民不聊生的歲月。“明德慎罰”作為我國古代優秀的治獄理念一直被奉為傳統法製的樣板。
我們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忠實的傳承者和弘揚者。“明德慎罰”這個古代優秀的治獄理念，是周武革命那個變革時代的產物。他被孔夫子所推崇，被曆代有識之士所傳承。作為新時代的監獄人民警察。應該更主動，更自覺的承擔起繼承和弘揚先進文化的曆史責任。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在繼承前人文明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在古為今用，融會貫通的前提下，推陳出新，譜寫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