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從其產生的第一天起，即以報複犯罪懲罰罪犯為其主要職能。從夏朝開始，監獄一直是摧殘犯人肢體的主要場所。兩千多年的監獄史，充滿了凶殘、恐怖和血腥。罪犯的這種悲慘命運，直至西漢初年“緹瑩上書”給皇帝才開始有所改變。
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前元13年），山東太倉縣縣令淳於公犯了罪，押至長安監獄執行肉刑。他的小女兒緹縈隨同父親一起來到長安，眼看其父就要變成殘廢之人，緹瑩冒死給漢文帝上書說：“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奴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妾是古代婦女的謙稱。這段話的大意是：我的父親作官，山東百姓都稱讚他公正清廉。如今犯了法是應當受到刑罰的製裁。我傷感的是人死了不能再複生，肢體毀壞了也不可能再恢複原狀。以後雖然想改過自新，其出路也沒有了。我情願罰入官府為奴婢，以贖父親身體受刑的罪，使他以後能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封信寫得如泣如訴，說理深透，漢文帝看了也深受感動。作為一代明君，漢文帝下決心革除曆史遺留的弊政，他下詔書給禦史：“今法有肉刑三……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其除肉刑，有以易之。”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現在的刑法有三種肉刑，這些刑罰斷人肢體、刻人肌膚，其痛苦終身也不能免除，今下令廢除肉刑，用其它辦法來取代它吧！這次刑製改革，從漢文帝開始由漢景帝完成，時間長達二十多年，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就是用剝奪自由的徒刑取代廢人肢體的肉刑。它初步廢除了夏商以來在我國施行了近兩千年的殘人肢體的肉刑，也就是把殘廢的犯人變為勞動生產者。這次刑製改革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曆史的進步。
漢文帝的刑製改革由“緹縈上書”引起，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刑製的改革首先給獄製以深刻的影響。過去的監獄不過是犯人“待訊、待質、待決”的場所，即傳統的拘禁監。隨著肉刑的廢除，大批的犯人變成了刑徒，勞役監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其重要性也不斷增強。刑徒是穿著囚衣，帶著獄具服勞役的犯人，他們不僅生前要帶著獄具勞動，死後也要帶著獄具入葬。罪犯勞動從其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種懲罰罪犯的手段。隻有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在我們中國的監獄裏，罪犯勞動才走出了曆史的巢賦於全新的內涵。罪犯勞動已不再是片麵的懲罰犯罪的手段。正如《監獄法》第四條規定的那樣，它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一樣，都是一種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為改造罪犯這個總目標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