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鼎盛時期。唐王朝的代表人物李世民勵精圖治，開創了“貞觀盛世”。李世民記取隋煬帝迅速敗亡的教訓，實行“以寬仁治天下”，提倡“聖王仁及囹圄”。貞觀六年，唐太宗“縱遣”死囚，在曆史上一直傳為美談，也是“貞觀盛世”的得力佐證。
據《資治通鑒·唐紀太宗貞觀六年》所記：貞觀六年太宗“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乃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次年“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這段話的大意是：唐太宗貞觀六年，即公元632年，唐太宗見一死囚，聽其申訴，覺得十分可憐，就下令暫停執行，放這個犯人先回家去，讓他第二年秋天再來執行死刑。隨後，唐太宗下令：天下所有死刑犯全部釋放回家讓他們第二年按時返回京師聽侯處理。第二年秋天天下所有死囚共390人，全都按規定時間自動來到審判大堂，沒有一個人逃亡和隱藏，這件事使唐太宗非常興奮，當即下令全部予以赦免。
太宗“縱遣死囚”世人傳為美談。這大概也是曆史上最早的“死緩”和“假釋”吧！古人講“信義為本”，要以誠信待人。皇帝和死囚，距離何止十萬八千裏，但誠信二字卻可以在他們之間架起溝通和理解的橋梁。
對唐太宗縱遣死囚，曆代多有褒貶。宋人歐陽修就頗有微詞。餘意以為：死囚者身犯重罪者也。僅僅因為一次講誠信，給了皇帝麵子，即“皆赦之”未免失之過寬，失去了法律的嚴肅性。真正應該傳為美談的，是我抗日根據地監獄的“戰時分遣”的政策和實踐。1943年7月晉冀魯豫邊區高等法院下發了《對於戰時分遣自新人的指示》，規定“在戰爭到來之前，應實行戰時分遣。家在根據地者，令其返回本村隱蔽。家不在根據地者，可選擇工作基礎好的村子，令其在村隱蔽，戰爭過後，一律再回監所守法。還規定對於罪行嚴重不思悔改者，仍由監所看押轉移。”
史載：“許多監所在遇敵人掃蕩時，把案情輕微者，臨時遣送回家”，“掃蕩過後一召集，他們又迅速回監守法”。（薛梅卿《中國監獄史》第369頁）這就充分證明了我根據地監所改造罪犯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既消除了罪犯與政府之間的敵對情緒，又激發了犯人的愛國主義，增強了他們的自律精神。兩相對比，我們的“戰時分遣”更令人信服，更應傳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