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囚”又稱“淹獄”。是指將犯罪嫌疑人或者與罪案有關的證明人牽連人等長期關在獄中，既不審理，也不釋放，或審而不作結論。將這些未決犯及“幹連佐證”等無限期地關押，世稱“淹獄”。曆朝法律，對已經判刑的犯人，其關押時間都有嚴格規定。而對未決犯的關押時間卻沒有明確的限製。宋朝實行“儒臣治獄”，這些刀筆史，當然會鑽這個法律的空子。《宋史·刑法誌》載：“今罪無輕重，悉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地方官或以追蹤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園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吏留以為利而惟恐其速”。結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於獄中”。“犯者獲貸，而幹連病死不一”。
在宋朝，地方官吏不管犯罪嫌疑人罪輕罪重是否能夠上判刑，統統收押獄中。然後以各種借口遲遲不作處理。監獄的主官，則把“淹囚”視為正常現象而從不顧及判決是否拖得太遲，一般獄吏隻想留下這些人敲詐勒索以謀利，唯恐判得太快了。其惡果是：寬大處理的批文下來了，而被寬大的人早已死於獄中，或者主犯已經荻釋，而受牽連的人卻早已病死。
公元1206年（南宋寧宗開禧二年），殿中侍禦史徐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講到：“近年來，州縣官吏以獄為市，大辟之幹連，強盜之證對，累係充斤，非法刑訊任意鍛煉，極其殘酷”。大意是：近年來，州縣官吏把監獄作為自己聚斂財貨的市場。死刑犯的受牽連者，搶劫犯的證明人，不問青紅皂白，統統關進監獄。對這些嫌疑人、證明人，非法審訊，肆意摧殘，狀況極其淒慘。
宋人張舜民在《畫墁錄》一書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情：宋仁宗嘉年間，鳳翔縣有個婦人被人控告與一個叫黃冠的人通奸。婦人被抓進大牢，既不審也不問。婦人在獄中小孩都生下了，判決卻還沒有下來。就這樣一關就是四年，直到英宗即位宣布大赦，婦人才獲釋出獄。這時婦人生的孩子已是“發披麵、齒滿口”。按宋朝的法律，即便和奸罪名成立，也隻是判一年半到二年的徒刑。一名候審的懷孕婦女，卻不明不白地被關押達四年之久。《宋會要輯稿》披露：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淹獄充斥州縣監獄，獄中關押的“幹連佐證”多者五、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總逾數千人矣”。
從北宋開國直到南宋滅亡，淹獄成災始終是宋朝監獄的一大頑症。這固然是由剝削階級無視人民疾苦的反動本質所決定，也是由宋朝監獄官吏貪婪腐敗而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