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省寧陵縣人。呂坤在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中進士，仕途第一步就來到山西，曆任襄垣知縣、大同知縣。《山西通誌》說他“初入仕途，便有政聲”。擔任地方官時“注意培植善良，裁抑豪強，襄垣和大同兩地甚德之”。後來他被提拔重用，擔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明朝時，各省巡撫之下設有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並稱三司。布政使司管行政和財政，提刑按察使司管獄政和司法，都指揮司管理駐軍，權力都很大。提刑按察使司作為省一級的監獄管理機關，相當於現如今各省監獄管理局，但其管轄範圍則要比現在大得多了。
呂坤在山西提刑按察使任上，能嚴明製度，明確職責，並“帶頭杜絕往來饋贈，風氣為之一變”。他還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編寫了《風憲約·獄政》一書，詳細記載了明代監獄的狀況和監獄管理製度，為我們研究明代監獄提供了翔實的資料。書中記有：“強盜人命各有匣床，軍徒罪人往往地臥……”呂坤認為同牢雜處既能達到“以重懾輕”的目的，還可以起到“互相監督”的作用。“匣床”是一種十分殘酷令人恐怖的刑具，其“狀如鳥籠”。犯人頭上有“揪頭環”，脖子上有“夾項鎖”，胸前有“攔胸鐵索”，腹上有“壓腹木梁”，兩手有“雙環鐵”，兩脛有“短索鐵鐐”，兩足“閘子匣欄”。還有“號天板”一塊，其“釘長三寸，密如刺蝟、利如狼牙，其板蓋於囚身，去麵不及二寸。”犯人在匣床中，“四體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輾轉。莫道蚤虱交攻，蚊虻爭，縱使毒蠍蜇身，餓鼠齧足，蚰蜒入腦，大蛇纏頭，隻須忍受，孰能寬之”。目睹重刑犯在“匣床”中痛苦萬狀，輕刑犯席地而臥怎能不膽顫心驚！以此來恐嚇他們並讓他們負起監督重刑犯的責任。我們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監管製度之嚴密。
呂坤在《獄政》一書中還記有：明代監獄囚犯已有一定的“習藝項目”，如打繩、紡線、木作、挑網巾、作布鞋等。“待藝習頗通之日，令自為生”，這無疑是獄製上的一大進步。
呂坤後來官至刑部侍郎，《明史》說他做官“剛介峭直”，為文“多有新意”，這個評價還是十分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