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1840-1913），浙江省湖州市人，清末著名的法學家，我國近代史上獄製改革的先驅。曾曆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等職。
沈家本曾長期在刑部供職，對清末監獄的野蠻和落後知之甚祥，他潛心研究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獄政製度，深感清朝的獄製有改良之必要。1904年，沈家本出任修訂法律大臣，主持翻譯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多法典，修訂了《大清律例》，製定了《大清新刑律》等一係列專門性法律。他還通過借鑒西方國家的獄政製度，係統地提出了改良晚清監獄管理的一係列主張，為建立近代新式監獄繪出了一張可行性藍圖。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沈家本上奏清庭，提出《實行改良監獄注意四事折》，他認為“覘其監獄之實況，可測其國度之文野”，覘（音chān）觀察的意思。大意是：看一個國家監獄的實際情況，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還是野蠻的重要標尺。指出中國監獄“仁暴懸如霄”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隻有“改建新式監獄”、“頒布監獄規則”、“養成監獄官吏”，才能“示文明於各國”，適“競爭之事業”。
在奏折中，沈家本明確提出“刑罰與監獄相為表裏”的主張。要求廢除苛刑，改革刑律。適應近代各國“自由刑居其強半”的形勢要求，把監獄變成“束縛自由，俾不得與世交際”的主要場所。且“借監獄之地，施教誨之方”。
作為我國監獄係統的資深官員，沈家本很欣賞我國古代“明刑弼教”的治獄理念，認為這和西方國家的“感化之說”是一致的。在奏折中，他明確提出：“監獄者，感化人而非苦辱人者也”，“嚴刑厲法可懲肅於既往，難望湔祓於將來。”（湔祓，音jiān fū洗除舊惡的意思）隻有對罪犯施以感化，才能收到“無妄費、無怨囚、無曠職、事半功倍之效果”。沈家本認為“丁年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罰之主體”。因此，對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犯，應學習德國的“懲治教育管理辦法”實行“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司學校之名義”，對他們進行學校形式的強製教育。此外他還建議“在各省設法律學堂或在已成立之新監獄附設監獄學堂，以資造就監獄官吏。”
毫無疑問，沈家問的上述主張，完全符合曆史發展的要求。它推動了清末的獄製改良，豐富了中國監獄學理論。晚年著有《獄考》一書，是我國監獄史領域的第一部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