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居民的境況，並不比農村居民好。不過，那時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臘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內的居民大不相同。在這等古代共和國內，地主占居民中的多數，他們分占公地，都覺得房屋毗連，環以圍牆，便於共同防禦。但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主大都散居於各自領地的城寨內，住在各自的佃農及屬民中間。市鎮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們的處境無異於隸役，或近似於隸役。古時各憲章所賦與歐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權利，充分證明了他們在未取得這些權利以前的生活情況。這些憲章，準許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領主許可；第二，在他死後，他的財物，可由兒孫承繼，不由領主領取；第三，自身遺產，可由遺囑處分。這種權利的頒給，充分證明了在未頒給前，他們是和農村耕作者幾乎一樣，或竟全然一樣，處於賤奴狀態。這些人，無疑是很貧困很下賤的，他們肩挑著貨物，過市赴墟，從這裏跑到那裏，與今日拉車荷擔的小販相類似。
那時歐洲各國，象現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一樣，經常在這些旅行者經過某些采邑，經過某些橋梁，赴市趁墟，設攤售貨的時候，把賦稅加在他們的人身與貨物上。在英格蘭，這些稅，叫做過界稅、過橋機、落地說、攤稅。有的時候，國王以及在某些場合擁有這項權力的大領主，特許某些商人，特別是住在他們領地內的商人，免納各稅。因此，這些商人的地位，雖在其他各點與隸役無異或極相類似，但仍被稱為自由商人。不過，他們為報答保護者的保護，通常每年須納人頭稅若幹。當時非付厚酬，保護不易獲得。所以，這類人頭稅可看作他們對保護者舍棄其他稅收所提供的補償。這種交換條件的實行，當初隻限於個人，其期限或限於其人之身，或憑保護者的好惡。英國土地清丈冊關於幾個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記載，常常提及某某市民為這種保護各納人頭稅若幹給國王或大領主。有時，它又隻記錄這些人所納的稅的總和。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製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征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征，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著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稅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麵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著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著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製度及奴隸製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布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借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隻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隻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侵淩，不稍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