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他人統治而拍馬屁的集團自由黨，把這個國家推向混亂和無責任感。它把人們趕向饑餓和貧困。它踐踏人民的權力。當人民對它的統治缺之信心時，自由黨在每次選舉中都動用暴力。現在，人民不再屈服於強權，自由黨又使出非法操縱選票統計的高壓方法。
由於李承晚沒有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中央政府陷入權力角逐，官僚機構自然也不能完成向服務社會生產的方向轉化，反倒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正如國際學術界共認的，李承晚不僅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都同現代管理相抵觸，“頂多我也隻是一個傳統‘君主’”，他用人的標準是“忠誠”，以私人惑情關係取舍官員，而不是根摜日益分化的政府職能的業務需要。他害怕下級威信升高而影響他的權力。所以，他頻繁地更換官員。在他執政12年時間內先後有200多個內閣成員，平均每人隻幹了不到11個月。這既破壞了政治和政策的穩定性，又助長了官員的投機心理。他周圍聚集了一幫善於奉迎拍馬之徒。這不僅使他同具有專業特長和任務目標取向的官員相疏離，也使他同政府的業務運轉相隔離。
在執政後，李承晚保留了日本時期的行政職員和警察，使這一部分人因感恩戴德而成為他的忠實支持者。接著，他大批地擴充行政隊伍。1945年殖民政府在整個朝鮮半島的行政人員一共隻有90000人；而到了1953年，李承晚在這個不到朝鮮半島一半而積的南部，雇傭的官僚行政人員相當於這個數目的3倍。
保留日本時期人員和擴大管理隊伍，都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因為樸正熙後來也大童使用日本時期人員，而且在韓國50、60年代，也不可能不使用這些人員。關鍵是用人的目的是什麼，擴大官僚機構的目的是什麼？從一開始李承晚所考慮的隻是把官僚機構作為自己的壓迫工具和權力基礎。所以，他對日本時期人員也是存有戒心的。“李承晚唯一擔憂的是日本官僚傳統中的業務作風：它趨向於使行政部門減弱對他的依賴”。在李承晚看來，官僚的實際技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怕的。整個50年代，韓國官僚機構將新畢業的大學生拒之門外。
在美國顧問的勸告下，1954年開始強調科學技術治國，並且將內閣成員和政府部門的許多領導都換成專家或技術人員，任人唯賢，講求效率的風氣在逐漸形成。但是，1956年的總統選舉使李承晚和自由黨大吃一驚。在這次選舉中，李承晚雖然因競爭對手申翼熙在大選屆臨時暴卒而再次當選，但得票率由1952年的73%下降到56%。而且，他的競選夥伴李起鵬被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張勉所擊敗。群眾呼喊出“我們不能生活，讓我們改變”的口號，表示對他的統治不滿。這次選舉使李承晚感到有必要抓住官僚機構，進而控製住整個社會，以確保下一次即1960年的“競選”。因此，在自由黨的指揮下，從1958年開始，對官僚機構進行改組，升到部長位置的專家，全部撤換掉。在他們的崗位上，以及整個黨和行政機構中，李政體中的官僚形成了一個也許是最警戒和最防禦的集團：它包括在日本統治下受過法律和行政訓練和具有共同的行政事務經驗的人，所有這些人都拚搏著通過和李以及自由黨機關合作而保持他們的權力。
李的願望不是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發展，而是他的專製政體的維護。他需要的是官員對他的傳統式忠誠，而不是他們的實際業務才能。像李朝的各代國王一樣，他企圖把每一個官員都變成自己政治權力的忠實捍衛者。“從中央到地方，從都市到鄉間，從執法大員到寺方小吏，幾乎都為李承晚所任命。”
1958年的這次領導人員的大變更，使官僚機構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成了控製社會、維護李承晚個人獨裁統治的壓迫工具。上上下下的官員唯一關心的事是保住權力和特權。在整個官僚機構中，上級和下級都是以私人關係、私人忠誠為聯係紐帶，要麼沆瀣一氣，要麼互相躲避。裙帶關係、偏愛偏袒、背後攻擊、密謀勾結、以及宗派鬥爭，幾乎在每個高級官員的任命和提拔時都要喧鬧一番。卑劣的嫉妒、爭寵、奉迎拍馬、以及給競爭對手的政策設置障礙等等，使管理機器脫離合理、有效地處理政府事務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