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官僚機構的腐敗是從1946年春日本人撤走後便立即開始的。此時，美國的經濟援助一批批運來，新的官員和有關工作人員由於掌握了分配藥品、布匹、糧食、化肥等援助物資的權力，也得到了貪汙、受賄的“本錢”；朝鮮戰爭後拍賣日本人留下的工廠，又為官員的貪汙、受賄提供了新的“本錢”。這一拍賣過程實際上是利用政治權力撈取私人財富的過程。不賄賂政府官員、同政治領導人沒有私情，想買到工廠是不可能的。公開招標常是欺騙。1947年到1958年，共拍賣企業2029個，價值224.5426億韓元；不動產259369項，價值217.5961億韓元；其他2106項，價值1.6124億韓元。1956年實現銀行私有化，1958年拍賣全部結束，實際上在1953年大部分企業都被倉促地賣掉了。出售價格隻相當於評估價格的50%——65%，更便宜的隻相當於估價的38%。這次企業拍賣，使韓國成為一個私營主體的社會，對它以後大企業興起並形成財閥發展模式有重要影響。但另一方麵，草率的拍賣過程加重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商勾結之風，造成新的發展障礙。
分配美國經濟援助的權力，是官員私徇的又一巨大本錢。盡管美國有專門的機構來監督美援的使用，但是，這種來自外部的監督難以杜絕腐敗的滋長。它已經是政治權力同企業集團之間關係的潤滑劑。1956年以後，這些東西的分配權集中在自由黨手裏。自由黨和中央政府的官僚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腐敗之網。好的運氣和機會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投機和外彙領域。因為外彙比率被通貨膨脹不斷地超過，官方規定的美元兌韓元的比價，比市場價格便宜三倍。出售外彙和出售進口權利，成了政府的一大企業。僅此一項，便使一部分官員大發橫財。企業要獲得官價外彙、進口設備、原料或政府的低息貸款，隻有通過賄賂政府。政府官員明著有提存、回扣，暗中還有巨額賄賂。在這次長達十幾年的通貨膨脹中，許多富人和中產階級變為貧民，卻產生了一個新的上層階級：主要由政府高級官員和職員組成，以及同政治權力有牽連而獲得好處的企業主。1959年8月到1960年3月，財務部和韓國重建銀行給55個重要的公司企業提供174億韓元的貸款，李承晚的自由黨總部居然為了競選而從中提取“政治基金”62.9億元，占36%。其中24.5億元作為選舉基金，38.2億元是非法所得。這種例子在50年代的韓國並不新鮮。在李承晚的體製下，企業成了“政治家們的采邑。”軍隊也被李承晚和自由黨利用。韓國有60萬人的軍隊，美國給他的“軍事援助”數額也很大。所以軍隊就有兩個用途：一是提供“選票”，二是提供“政治基金”。
李承晚時期的官僚們“成為肆無忌憚的剝削者。沒有理想也沒有道德顧忌的約束，他們的行為是享樂主義的，他們的綱領是高消費取向的。”從私人關係和感情出發任免官員，使官員無羞恥地賄賂上級，而上級官員也無羞恥地向下索賄。治安、司法、銀行、稅收等方麵的法律製度和規定統統為腐敗所侵蝕。稅收很少按時間和規定來收繳，隨意的勒索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家常便飯。中小企業很難生存，大大小小的官員都來敲詐勒索。在街區和農村，警察及地方官隨意敲詐、剝削百姓。
總之，李承晚為了維護個人的獨裁扼殺了在美國顧問、專家影響下出現的行政管理日趨理性化、科學化的勢頭，使國家機構走向全麵腐敗。舊李朝的一切腐敗現象如裙帶關係、任人唯親、捧上壓下、滿口政治道德口號而工作無能，等等，都可以在李承晚各級官僚機構中找到。腐敗成了李承晚政權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