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到1961年5月，是韓國政治大動蕩時期。
1960年春，85歲高齡的李承晚又作為自由黨推舉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第四屆總統競選。自由黨再次玩弄賄賂軍隊、選民的手腕，並動用70000名警察看守票箱、威脅選民。3月15日大選的結果是自由黨推舉的副總統候選人李起鵬獲得8337059票，民主黨的張勉僅獲1843758票；李承晚由於對手趙炳玉在大選前病亡，獲9333376票。自由黨的這種欺騙行徑激起人民的極大憤慨。4月19日，漢城爆發了“4·19革命”或稱“4·19學生革命”，把李承晚及自由黨趕下台。
李承晚倒台後，韓國經曆了一段以許政為代總統的“過渡政府”時期。“過渡政府”組織修改憲法並籌備新的選舉同時對政府機構進行了調整，清除了一些高級官員，並把李承晚倒台之前才剛製定出的“三年計劃”付諸實施。新修改的憲法規定把原先的總統製改為責任內閣製，並設立地方議會。1960年7月29日進行民議院及參議院選舉；8月12日由兩院聯席選舉總統。民主黨“舊派”領袖尹潽善當選為第二共和國總統；經過一番權力鬥爭之後，“新派”領袖張勉經總統提名，並在19日經民議院表決，成為第二共和國的總理。在新憲法規定下總統隻是個名譽職務，總理掌握著政府的實際權力，由他組成內閣。
由於朝鮮受的是東方日本人的統治，所以韓國民族主義中包含著三種價值成分：一是反對日本；二是維護舊傳統；三是崇尚美式民主。民主是韓國最受歡迎的思想，所有的黨派和政治家都標榜自己要為民主作貢獻，學校課本反複教導“民主政體”是最理想的，但是，從李朝到日本統治到李承晚時期，韓國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中央政府依靠金字塔式一層管一層的官僚機構控製社會，不允許各種自發組織或團體出現和存在。所以，到1960年，韓國社會仍然是典型的兩層式結構：上邊是強大的中央集權，下邊是“一盤散沙”似的民眾。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由於中央政府同民眾之間缺少一層中間性“緩衝地帶”，即缺少各種各樣群眾組織和自發團體，所以群眾一鬧起來便直指中央政權。社會結構是國家權力的反映，國家權力削弱的結果就是混亂。李承晚的專製統治積怨甚多，新的政府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決策優柔寡斷，不能及時懲處鎮壓學生的劊子手，不能改變官僚機構的腐敗狀況，新的經濟政策又不可能馬上奏效，所以社會上積壓的不滿情緒不僅未減而且越來越強。在這種情況下，突然放棄舊的統治機製，實行全麵的“民主”，其結果必然是無政府主義的泛濫。
因為李承晚利用警察來壓迫民眾維護其獨裁統治，並在“4·19革命”中槍殺近200名學生，人們仇恨的對象主要是李承晚和警察。在李承晚倒台之後，人們對警蔡進行全麵報複。人們衝擊自由黨機關、警察機關，打砸、焚燒家具、設備。村民們甚至抓住警察頭目，讓他站在幹樹葉上，令其雙手伸開，在樹葉上澆上油點燃，“像烤狗一樣”地烤他。這種不通過法律的以牙還牙的作法，使警察隊伍人心潰散。張勉政府開除同自由黨合作而且民憤較大的警察4500多名，80%警察被調換了地點。在這種形勢下，警察既不敢管理，又不了解新地點的情況。社會治安嚴重削弱。幫夥大量興起，盜賊日益增多，大股、小股的遊行不斷，城市居民晝夜惶恐不安。這種混亂狀況在張勉政府倒台之前3個月開始好轉，但社會的恐懼心理達到頂點。
學生和新聞界對推翻李承晚腐敗政府起了關鍵的作用。但是，他們同尹潽善、張勉的民主黨一樣，精力集中於反對李承晚專製，而對於如何建設民主製度、如何管理好、維護好民主製社會，沒有認真加以考慮；並且，比起民主黨來，他們更是一盤散沙，缺乏組織和目標、綱領。在“4.19革命”後，大學生發現“革命”沒有產生預想的輝煌社會效果，一直不停地采取遊行等激烈的行動。新聞界更是混亂一團，從李承晚倒台到張勉政府組成的一段時間，被稱為“幾乎是大學生和新聞界統治的時期”。報社、新聞社、雜誌、記者成倍地增長。從1960年5月到1961年月報刊由600份增加到約1600份；報刊新聞界一個勁地反對政府，卻又沒有統一的組織綱領，報刊都缺乏資金，靠登載聳人聽聞的而通常是不準確的消息來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