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預言上海世博會的民國奇人
關於上海世博會，曾有過一個非常傳奇的百年前的夢想。整整100年前，也就是1910年，一位名叫陸士諤的晚清小說家創作了幻想小說《新中國》，暢想百年後的上海風貌。陸士諤在這部小說中預言一百年後，中國將舉辦萬國博覽會，地點便在上海，更具體到會址選擇在浦東陸家嘴、洋涇浜一帶。這樣的暢想，在當時饑寒交迫的國人看來無疑十分荒誕和離奇，無異於癡人說夢。可百年後的今天，書中的描述竟然完全應驗了！
溫家寶理在第七屆上海世博會國際論壇的開幕式上也提到此書，說“1910年，一位叫陸士諤的青年創作了幻想小說《新中國》，虛構了100年後在上海浦東舉辦萬國博覽會的情景。”
陸士諤的小說《新中國》，以第一人稱記敘，小說的故事梗概是這樣的：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初一，人們均為過年忙碌，小說中的主人公陸雲翔卻悶悶不樂，便獨自喝悶酒，一會就昏昏欲睡，似睡又醒，夫人李友琴約他逛街，陸雲翔便鬼使神差隨其出門，舉目一望，驚詫萬分，世界已發生了巨變，一個全新的中國撲麵而來：萬國博覽會在上海浦東舉行，因為“上海沒處可以建築會場，特在浦東辟地造屋”，陸雲翔與妻前往參觀，隻見“一座很大的鐵橋，跨著黃浦，直築到對岸浦東”。妻子告訴他，大橋是為開博覽會才建造的。為了去會場和市民的出行方便，還在上海灘築就了越江隧道和電車隧道（地鐵）……有趣的是為造地鐵，還發生了爭執，有說造在地下，有說要造高架，辯論結果：機車在高架上行駛噪音太大，且支撐高架的鐵柱影響市容，又不方便，最終定下造地下電車隧道。以往常碰撞行人的電車已改為地下行駛，“把地中掘空，築成了隧道，安放了鐵軌，日夜點著電燈，電車就在裏頭飛行不絕。”
匪夷所思的是，陸士諤在夢中規劃的浦東大鐵橋、越江隧道和地下電車隧道，竟然與現今上海三大工程的南浦大橋、延安東路越江隧道及地鐵一號線的地點方位完全吻合。
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可陸士諤卻讓他的主人公在夢中展現了一個獨立、自由、強盛的新中國：“現在海外法權已經收回，馬路中站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見；裁判所的裁判官、律師皆為中國人，所判均極公平；外國人僑寓在吾國的，一律遵守吾國的法律；洋人變得謙和，國人則個個揚眉吐氣；……那租界的名目也早已消除長久了。”……他設想在陸家嘴建造金融中心，“現在浦東地方已興旺的與上海差不多了，中國國家銀行分行就開在浦東呢”；他設想在當時外國人的跑馬廳（現在的人民廣場）建造大劇院--新上海舞台；他設想新中國上海的公立大學“共設26個專科，學生數萬，歐美日都派有留學生”；他設想漢文漢語成了世界的公文語；他設想新中國工廠中機器有鬼斧神工之妙，產品勝歐貨遠甚；他設想新中國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
在這部的結尾，陸雲翔被門檻絆了一跤後跌醒，方知是南柯一夢。夫人李友琴對他說：“這是你癡心夢想久了，所以才做這奇夢。”陸士諤答：“休說是夢，到那時真有這景象也未可知。”妻子又說：“我與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會知道。”陸士諤答：“我便把這夢記載下來，以為異日之憑證。”……看到這裏，無法不讓人歎為觀止，為之叫絕。
這部小說中的男主人公陸雲翔，就是作者陸士諤本人，陸士諤字雲翔。女主人公李友琴，也是陸士諤夫人李友琴的真姓名。李友琴係浙江鎮海茶葉商人李蘭孫之次女，貌若天仙，酷愛閱讀小說，深為陸士諤小說字裏行間所述而著迷，遂成知己。雖雙方家庭皆不讚成其合，李家嫌陸家貧寒，陸家嫌李家經商未免世故，但共同的愛好與理想促兩人最終走到一起，次年結為伉儷。婚後，陸士諤更是以驚人速度寫作小說，而夫人李友琴則多次為其小說寫序、跋及總評，夫唱婦隨其樂融融。
陸士諤（1878-1944），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生於千年古鎮珠溪鎮（今朱家角），名守先，字雲翔，號士諤，亦號雲間龍、沁梅子等。一生創作了百餘部小說，以《新上海》與《新中國》最著名（《新上海》將清末上海十裏洋場種種光怪陸離的“嫖、賭、騙”等醜惡現象做了深刻記錄，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為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十大古典社會譴責小說”之一）。其中，以清初社會現實為背景的武俠小說20餘部，其中《血滴子》尤為走紅，以致世人多以為雍正之傳位和喪命，都是出自血滴子成員之力。另撰有《也是西遊記》、《飛行劍俠》、《七劍八俠》、《七劍三奇》、《三劍客》、《紅俠》、《黑俠》、《白俠》、《順治太後外紀》、《女皇秘史》、《清史演義》、《清朝開國演義》等書行世。他創作的以抗擊英法聯軍為題材的小說《馮婉貞》的部分內容竟被編入《清稗類抄》，後人又將此作為史實編進了曆史課本。
更令人稱奇的是，陸士諤的主業並非文學寫作，而是懸壺濟世。他是一代名醫，曾獲得上海十大名醫的稱號。陸士諤在行醫、寫小說的同時，著力最多的還是編著醫書。他編著有《薛生白醫案》、《葉天士醫案》、《葉天士秘方》和《增注古方新解》、《分類王孟英醫案》、《丸散膏丹自製法》、《增評溫病條辨》、《家庭醫術》、《婦人科》等。自著《醫學南針》等。1934年和1936年，他出版了兩部自家的醫話，即《國醫新話》和《士諤醫話》。1937年，他輯醫經、各科臨床、本草、方劑、醫案諸書共21種，合成為大型叢書《基本醫書集成》而封筆。
張瀾 ：“老成謀國”的“川北聖人”
央視8套播放了紀念民主人士張瀾的電視劇《民主之瀾》，講述了這位“川北聖人”的傳奇故事。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曾記否，在開國大典上，銀須飄飄的他與眾多國家領導人一起站立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同見證了新中國最輝煌的一天。
那麼，曆史上的張瀾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四川主政8年，家中卻一貧如洗。連政敵亦歎其清廉。
張瀾1872年生於四川南充，12歲考中秀才。1899年，28歲的張瀾受聘來到廣安，執教於維新派人士創辦的新學“紫金精舍”，並很快成了維新思想的擁戴者。1903年，張瀾作為四川官派留學生赴日本東京宏文書院學習物理化學。在留日學生舉辦的慈禧太後70大壽慶祝會上，張瀾迫切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皇太後結束垂簾聽政，還政於光緒，結果被清政府駐日公使扣押。後由於學院出麵，張瀾才得以獲釋。
舉世震驚的“保路運動”期間，作為南充縣股東代表的張瀾會同保路同誌會的其他領導人，一起衝進了總督府。他挺胸對著清兵的槍口，臨危不懼據理力爭，被捕入獄。被營救出獄後，張瀾開始踏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治理想也從立憲走向了革命。
辛亥革命後，張瀾擔任了川北宣慰史。上任之後他就去各地視察，多次為老百姓申冤。有個農民狀告惡霸晏弘把他女兒霸占了，張瀾聽取情況後就去查，發現這個惡霸無惡不作，就把他抓來經過審判後殺掉了，百姓齊聲叫好。張瀾在川北的治理政績斐然，蔡鍔送他一個匾“今日之管仲”，此匾如今尚在。
從1911年至1918年，張瀾在四川前後當了8年地方官，從川北宣慰史、嘉陵道道尹到四川省長，在百姓中贏得了“川北聖人”的美譽。張瀾為官清廉，對外應酬總是自掏腰包，因此負債累累，不得已將祖輩留下來的幾畝薄田變賣，家中一貧如洗。
張瀾在四川主政8年間，其夫人、老母一直在家鄉過著養豬種地的農家生活。其四弟曾請求在他的政府機關中謀一低職，他拒之並勸道：“我不能任用親人，你在家中務農並奉養老母親最好。”當時南充軍閥石青陽欲倒張瀾，曾派人喬裝暗訪其家，但見“環堵蕭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無可竊物”。暗訪者以實相告，石歎曰：“川北聖人之譽，名不虛傳也。”其高潔情操，連政敵也欽然不已。
還有一則趣事：張瀾擔任四川省長職位，一次奉命前往北京的時候，身邊隻有兩個隨從。走到兵荒馬亂的秦嶺，前麵來了當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見了張瀾就下馬說，張省長，我們護送你過去。張瀾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王三村說，因為你是為老百姓的省長啊。
作為民盟主席，張瀾很反感國民黨的訓政，主張實行憲政。並拒絕出席參政會。
“九一八”事變後，張瀾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極為不滿，因而傾向於中共的抗日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的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項方針，並設置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由蔣介石親自提案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也在這次會議上獲得通過。為此張瀾當麵質問蔣介石，共產黨抗日是大好事，為啥子要反它、限它？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後，張瀾對國民黨予以強烈譴責，同時與中共緊密聯係，相互配合，揭露國民黨的惡劣行徑。他還冒著生命危險，把周恩來送來的皖南事變真相材料秘密全部散發出去。
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秘密成立。民盟由三黨三派所組成，其成員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眾望所歸，張瀾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在1942年的國民參政會上，張瀾等人根據民盟綱領提交了一份議案，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議案激怒了蔣介石，他在會上就大罵：“把我當宣統了。”
那時候，國統區正流行一本言辭激烈的小冊子，這就是張瀾所作的《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情揭露了蔣介石憲政的謊言。就是在這一次的參政會上，憤怒的張瀾當著蔣介石的麵向會場散發了這本小冊子，一時間，他被輿論界稱作為真理而強橫到底的硬漢。
會後，蔣介石隨即派特務對張瀾進行嚴密監視。此後兩年中張瀾拒絕出席參政會。
1944年，張瀾發動四川和雲南的國民黨要員龍雲、劉文輝、潘文華等成為民盟秘密會員，5年後，當解放戰爭進行到最後關頭，他們的起義減少了各方麵的損失。
在重慶與毛澤東3次會麵。一向謹言慎行的張瀾和在場所有人說：“得天下者毛澤東。”
因為張瀾德高望重，當時流傳有“得四川必先得張瀾”的說法。當年蔣介石入川，陳立夫屢次動員張瀾前去迎接，張瀾堅持不去。1945年8月28日，肩負重慶談判使命的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到達重慶時，張瀾親自到達機場迎接，毛澤東大為感動。
在重慶，張瀾借住在朋友鮮英的府邸--有“民主之家”之稱的特園。8月30日，上午和蔣介石會晤後，毛澤東下午來到特園，登門拜訪張瀾。
毛澤東到了特園以後，從樓梯底下開始和雇工一一握手問好，那些工人裏麵還有剛剛燒完火的，手髒得很。張瀾當時就愣了。他後來感慨說：‘我也是貧寒出身，高高在上幾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氣。我沒有毛主席這樣對下人這麼平等。”
張瀾的孫女、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談起當時的情形時說，目送毛澤東離開特園後，一向謹言慎行的張瀾對在場的人感慨道：得天下者毛澤東。
毛澤東後來又兩次前往特園看望張瀾。第三次拜訪中，毛澤東向張瀾介紹了和談情況，並表示共產黨願意做出很大讓步，可是國民黨還在部署兵力，內戰隨時可能會爆發。他拜托張瀾發揮他的影響力，一旦內戰爆發，動員川內的實力派與共產黨合作，張瀾很鄭重地點了點頭。這次秘密談話後，張瀾立即加強了和劉文輝、鄧錫侯等川內實力派的聯係。
張瀾建議把國共雙方關起門已經談攏的內容公之於眾，免得蔣介石事後不認賬。毛澤東一聽，稱讚他是名不虛傳的“川北聖人”，“表老真是老成謀國啊”。當日晚，張瀾就寫好了公開信，這就是9月18日重慶報刊上發表的《致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
籌集到巨額經費的張瀾在病中，竟然廉潔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更談不上就醫。”解放前夕，經組織營救，他奇跡般地虎口脫險。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圍攻中共中原解放區悍然發動內戰，同時血腥鎮壓國統區的民主運動和反內戰呼聲。7月在昆明民盟重要成員李公樸和聞一多先後遭到了國民黨特務的殘忍殺害。在成都召開的追悼大會上，張瀾的悲憤達到了極點。他說：李先生和聞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殺，本人決定步兩同誌之後塵，為中國的和平民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46年10月11日，蔣介石宣布將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當天，周恩來宣布中共拒絕參加國民黨違反政協決議召開的偽國大。作為國共之間的第三種力量，民盟是否承認和參加國大便顯得至關重要。
在國民黨無孔不入的欺騙拉攏和分化瓦解下，南京的民盟中央一時人心浮動，關鍵時刻周恩來出現在民盟總部，他向黃炎培和羅隆基建議，對民盟是否參加國大這樣的重大問題，應向主席張瀾請示。結果張瀾從成都打電話來，明確說：民盟絕對不參加國大。
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抵製下，1946年的所謂國民大會成了國民黨尷尬的獨角戲，無人喝彩的表演落幕後，蔣介石終於惱羞成怒。
1947年10月28日，國民黨強製民盟總部宣布解散。張瀾派沈鈞儒秘密潛往香港，召開民盟的一屆三中全會，成立民盟的臨時總部。而身在上海的張瀾，在住所被特務嚴密包圍的情況下籌措經費，所籌集的巨額款項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經費。當時他已經身患重病，從四川趕到上海的女兒張茂延發現，父親在上海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更談不上就醫。當時上海虹橋療養院的丁惠康因為仰慕張瀾，主動請張瀾和羅隆基住進了虹橋療養院療養。
三大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的親信張群來求他在國共雙方之間做調解，張瀾明確表態：“現在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我站在共產黨這一邊，不再做調解人了。”正是這次拒絕，使蔣介石對張瀾徹底絕望了。
1949年3月5日，民主同盟總部遷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張瀾：“本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已於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命駕來平，參加領導。”接著，毛澤東又邀張瀾等赴京參加新政協會議。
前往療養院抓捕張瀾和羅隆基的是上海警備司令部第三大隊副隊長閻錦文，其實他是受楊虎委托來救他們的。時為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的楊虎，有意投向新政權，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來通過地下黨轉告楊虎，要他設法營救張瀾等人，而負責看守的閻錦文又正好是楊虎的嫡係，於是營救成功，張瀾和羅隆基奇跡般地脫離了險地。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家的菜園子，種的不是什麼奇珍異卉，而是最常見的蔬菜。種菜的人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保姆或者警衛員，而是張瀾的小腳夫人劉慧征。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張瀾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來特意撥了一筆服裝費，希望張瀾能一身簇新地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張瀾婉言謝絕說：“國家的錢，即人民的錢，我怎麼可以用來做了長袍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出錢，趕製了一件布長衫。
當時國家給他分配了一套規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可是張瀾拒絕了，隻住在馬匹廠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裏。他的小腳夫人劉慧征親自勞作在自家的菜園子裏，種的是一些家常蔬菜。
張瀾積極參加新中國建設中，不過有些事情他是有意見的，比如說抗美援朝，他認為這麼多年戰亂後，應該休養生息，不要介入外戰。可是當時在蘇聯的壓力下，中國隻能出兵，後來朱德來給他做工作。張瀾就說，要是中央定了，那我就帶領民盟堅決抗美援朝。”張瀾的孫女張梅穎回憶說：“表老從那時起就不吃肉了，所有攢下來的錢都捐飛機大炮。而且也不許我們吃肉了，我爸給我買了件新衣服，表老當麵訓斥我和我爸，讓馬上脫下來，給退了。”
1955年，張瀾病逝於北京。
與秋瑾並稱近代中國三女傑的姐妹花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對姐妹與“鑒湖女俠”秋瑾被時人共稱為“中國近代史中女界之三傑”。她們就是尹銳誌和尹維俊，這是一對親姐妹，她們均深諳“內家”武當派絕技--“五毒殛手”，格鬥時姐妹倆皆可一當十克敵敵製勝。她們曾擔任孫中山的保鏢，孫中山先生尊稱尹氏姐妹為“革命女俠”，並在公開場合多次說她們“十餘次救過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中，尹氏姐妹主持光複會工作，積極響應武昌起義，用各種手段致使上海、江蘇、浙江獨立，江、浙、滬連為一片，不僅鞏固了上遊湖北的起義成果，而且推動了長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區的紛紛獨立，從而將風起雲湧的反清革命推向高潮，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清朝日後的傾覆。
尹銳誌和尹維俊是浙江嵊縣人。姐姐尹銳誌生於1891年，尹維俊生於1895年，父為鄉間小紳士，母早亡。姐妹倆由外祖母撫養成人。尹銳誌14歲入嵊縣愛華女學堂讀書，思想激進，其時就多次為革命黨人通風報信，並參加光複會。入會第二年為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攜妹尹維俊到紹興，進明道女學堂讀書，深得其師秋瑾賞識，曾被派到上海光複會秘密聯絡機關銳進學社工作。銳俊學社就是以尹銳誌和尹維俊姐妹二人（都是光複會員）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未起義失敗後實際負責光複會對外通訊聯絡和偵查工作的總機關。
秋瑾主持大通學堂後，派尹銳誌和竺紹康等回嵊縣聯絡會黨，謀劃接應事宜。徐錫麟、秋瑾皖浙舉義失敗以後，尹銳誌也被通緝，流亡上海，以賣報為掩護，與姚勇忱、王金發等秘密開展革命活動，並學習製造炸彈。次年夏，尹銳誌回紹興辦女學，協同王金發處死了曾殺害秋謹的幕後人、紹興坤士胡道南。
清末以暗殺滿族權貴和地方大員來推動革命，曾風行一時。光複會的領導也將暗殺作為推動革命的手段。尹銳誌、尹維俊姐妹亦曾於1909年攜帶炸彈，潛伏北京一年，企圖炸死清廷要員，終因清軍防守嚴密，未能得手。其時，姐姐尹銳誌年僅18歲，妹妹尹維俊才14歲，其革命勇氣和膽略著實可嘉。
在辛亥革命中，搞定東南的光複會“厥功甚偉”。正如日本曆史學家中村哲夫教授指出的：光複會在上海率先響應鄂省獨立，連帶推動江蘇、浙江的獨立，“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清朝日後的傾覆”。1911年6月，光複會領導人陶成章去南洋募款，光複會的日常工作實際由尹氏姊妹主持。這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尹氏姊妹力謀響應，以陶成章名義運動滬上各界人士，聯絡滬軍管帶陳某、吳淞海軍朱庭燎、陸軍黃漢湘參加光複會，共同策劃革命。不久，同盟會元老李燮和從南洋回到上海，任光複軍總司令。上海製造局的滬軍反正後，同盟會員陳其美提出擁有製造局所存槍械的大部分、平分製造局存銀、在製造局設立滬軍都督府、由他任滬軍都督、光複軍總司令部移駐吳淞等要求，尹銳誌都一一答應。（見周亞衛的《辛亥革命親曆記》）
為了顧全大局，燮和也“力示謙遜”， 陳其美就這樣成為了上海光複後的滬軍都督。
上海、吳淞光複後，尹銳誌等又派人前往蘇州，遊說江蘇都督程德全。為支援攻打南京，趕製炸彈，不慎爆炸，尹銳誌後腦受傷，於是就由妹妹尹維俊率女子蕩寧隊（亦稱女子先鋒隊），參加江浙滬聯軍會攻南京。在占領雨花台、強登中華門戰役中，尹維俊身先士卒，受通令嘉獎。上海、江蘇獨立後，浙江巡撫增韞仍負隅頑抗，尹銳誌率部親往杭州，會同朱瑞、呂公望等商謀浙省光複，發動起義。起義中，年僅17歲的尹維俊手持炸彈、帶領敢死隊率先衝進巡撫衙門，尹維俊投擲了第一顆炸彈，此役取得了勝利。浙江獨立後，江、浙、滬連為一片，不僅鞏固了上遊湖北的獨勵，而且推動了長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區的獨勵，從而將反清革命推向高潮。
尹銳誌和尹維俊姐妹二人給孫中山當保鏢期間的出色表現更是可圈可點。
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正在歐洲宣傳中國革命，並為此籌款。他聽到這一喜訊後，立即動身，乘船回國。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消息傳到南京後，各省革命黨人的代表，一致推選其出任臨時大總統，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清廷對抗。
此時，對革命黨人來說，保護孫中山的安全，成了頭等大事。孫中山在倫敦遭綁架之後，海外華人、華僑對他的人身安全極為關注。一些習武團體或個人，紛紛毛遂自薦，不顧他的婉謝，追隨其左右。在追隨過孫中山的眾多保鏢中，有一對“姐妹花”。她們就是尹銳誌、尹維俊姐妹。
舊上海黑社會橫行，處處暗藏殺機。孫中山抵達上海的當天（1911年12月25日）下午，上海閘北警署的偵緝隊捕獲了一名小偷，在他偷來的一個錢包裏發現這樣一封信：“風梧兄大鑒：馬輝和曾全已於昨日抵滬，並潛入哈同腹地，妥甚。侯彼等插標賣首者在自吹自擂之際，奪其群龍之首，豈不美哉，兄靜候佳音。敬請籌安。北老戚頓首。”署長見此信頗有來頭，火速上報了滬軍督都府。
陳其美見後大驚。如不能在孫中山到達哈同花園前破獲此案，中山先生的人身安全就會發生意外，但若取消此次歡迎活動，會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而且孫中山又堅決不同意，執意準時赴會。陳其美隻有求助於中山先生的兩名保鏢--尹銳誌、尹維峻姐妹。
12月25日下午4點，孫中山按原計劃來到哈同花園，同上海各界人士會麵。身為滬軍團長的蔣介石戎裝配槍，搶上一步打開了汽車門。孫中山先生向大家招手致意，他的身後，跟著一位文靜的女秘書（尹銳誌），而女秘書的身後則跟著一個侍女打扮的“小姑娘”（尹維峻）。宴會結束後，眾人走進一個大廳，觀看演出。孫中山與陳其美並肩坐在前排；尹銳誌就坐在孫中山身後的座位上；尹維峻則到處走動，與人交談。陳其美環顧四周，見預先布置下的警衛人員均已進入崗位，注視著自己的警戒範圍，緊張的心情也就鬆弛了下來。
演出進入高潮時，台上的一名武打演員展示了一個高難度的動作，引得全場喝彩。就在此時，尹銳誌突然拔出手槍，將舞台上的兩盞大吊燈擊滅。這時就見尹維峻飛身躥上舞台，雙手抖動分別發出一枚暗器，擊中了那名武戲演員的雙眼，輕鬆地擒住了那個武打演員--他正是企圖行刺孫中山的殺手！孫中山得以躲過一劫。
事後陳其美問尹銳誌：“你既然發現了武打演員是刺客，為何不將其擊斃，反而打滅了舞台上兩盞大吊燈？黑暗之中刺客是最容易渾水摸魚的。”尹銳誌答道：“戲一開場，我就發現武打的演員有問題，因為演員的行規是不向台下看觀眾，隻專心演自己的戲，偷眼看觀眾不但會破壞舞台上人物形象，還容易造成演員‘眩場’。可是這個武生頻頻向台下偷眼窺望，當戲進入高潮時就沒有這種現象了，而且在武打的做功上特別賣力，借以吸引各方麵的注意力，我就知道這個刺客要動手了。若出槍把他擊斃，怕其他刺客借混亂之機下手，所以打滅了舞台上的吊燈，舞台上光線很亮，刺客的瞳孔一定擴得很大，燈滅之後光線驟黑，刺客的眼睛在這一刹那間什麼都瞧不見，極易被擒。其他刺客在燈滅之後覺得事出突然，也就不敢輕易動手。你布置的警衛人員，在槍響燈滅之時，一定會出槍準備射擊，這些人一暴露身份，即便是會場之上還有其他刺客，也會被震懾，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由此可見尹銳誌心思之縝密。
幾天以後，孫中山再遇險情，又是保鏢“姐妹花”出手相救。
1912年1月1日上午，孫中山乘坐火車，從上海出發趕赴南京，並於當天晚上10點舉行臨時總統就職典禮。第二天下午，他帶著一名文職秘書，走出總統府，沿街體察南京民情。其間，尹氏姐妹混在不遠處的人群中，嚴密觀察周圍的動靜。在夫子廟內，孫中山看到，象征共和的五色旗，已經取代封建王朝的龍旗。觸景生情的他，站在一張椅子上，開始進行他出任臨時大總統後的首次演講，呼籲廢除封建等級、禮節和稱謂，傳播“國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觀念。孫中山侃侃而談，市民們則奔走相告。很快，街頭的人流向夫子廟擁去。
此時，危險再次逼近了孫中山。在奔向夫子廟的人群中，藏有3名來自廣東的刺客。他們是清廷江南提督張勳逃離南京時留下的散兵遊勇。聽說孫中山正在街頭發表演講，他們當即決定展開刺殺行動。他們相信，若能成功行刺孫中山，清廷一定會對他們論功行賞。此三人中，官階最高的“哨官”(相當於連長)帶著一支左輪手槍；“棚長”(相當於排長)帶有一支狀元梅花筆(一種鋒利的兵器)；“驍勇”(普通士兵)的綁腿中插著匕首。他們以為南京街頭的人聽不懂粵語，便肆無忌憚地商量好了分工：“驍勇”負責行刺，其餘二人負責掩護。但他們沒料到，懂粵語的尹氏姐妹不僅早已盯上了他們，還將他們的話聽得一清二楚。
姐妹倆互相遞了個眼色，很默契地完成了分工。尹銳誌負責對付“哨官”和“棚長”，尹維峻盯住“驍勇”。“驍勇”離開同伴後，尹銳誌立即走到兩名刺客麵前，雙手齊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下二人的手槍和狀元梅花筆。跟蹤“驍勇”的尹維峻則發現，對手似乎有些功夫，便決定智取。她乘“驍勇”不備，將其絆倒在地，並眼疾手快地抽走了他身上的匕首。不一會兒，“驍勇”擠到了孫中山的身邊，伸手去摸綁腿，卻發現匕首已不翼而飛。他嚇得掉頭就跑，哪裏還顧得上動手！
臨時政府陸軍部長黃興得知此事後，高興地稱讚尹氏姐妹為“革命女俠，民國功臣”。民國建立以後，尹銳誌、尹維俊姐妹兩人均被南京臨時政府委任為總統府顧問。
民國2年（1913年），尹銳誌、尹維俊姐妹去北京探親，袁世凱企圖籠絡收買她們，但被她們拒絕了。妹妹尹維俊1914年與浙江同鄉、興複會同誌裘紹結婚。天不假年，尹維俊於1919年7月16日在汕頭病逝。其丈夫裘紹曾任援閩浙軍副司令。姐姐尹銳誌1916年與同鄉、光複會員周亞衛結婚，次年，周亞衛被選送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尹銳誌同往。兩年後回國，定居北京，此後長時間不參與政治活動。抗戰期間，尹銳誌在重慶先後擔任婦女工作隊副隊長、抗日軍工烈屬工廠廠長，積極參與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銳誌與亞衛、童杭時等在重慶重建光複會，自任會長。1948年1月10日，尹銳誌卒於重慶。
民國“炮手”張奚若
民國史上，有過不少言辭犀利、率直可愛之士，張奚若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被稱為“棱角先生”、“民國炮手”。
張奚若，字熙若，生於1889年，陝西朝邑人，是著名的政治學家，愛國民主人士。他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曆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國際出版物交換局局長、高等教育處處長，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
抗戰時期，張奚若任西南聯大政治學係主任。一次，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四校聯合舉辦時事講演會，由張奚若主講。麵對六七千名聽眾，張奚若對國民黨展開了猛烈抨擊：“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這個集團就是中國國民黨。”“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幹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
在這次演講中，張奚若還給國民黨政府下了一斷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他說：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
在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期間，張奚若曾在參政會發言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及蔣介石獨裁，蔣介石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聽後，拂袖而去。下次參政會再開會，給他寄來通知函和路費，他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欲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中國民主同盟與共產黨一致舉薦張奚若列入無黨派人士代表名單，國民黨不同意，說張奚若是國民黨員。張奚若聞之，便在《大公報》等報紙上刊登聲明：“近有人在外造謠，誤稱本人為國民黨員，實為對本人一大侮辱，茲特鄭重聲明，本人不屬於任何黨派。”
其實，早在蔣介石政權崛起之前，張奚若就以發言火藥味濃而著稱。這位“炮手”還曾向《晨報副刊》“開炮”。1925年，《晨報》主筆陳博生邀徐誌摩接編《晨報副刊》，特意設宴。在座都發表對副刊改良的辦法，惟獨張奚若開口道：“這並不是個改良的問題，這隻是個停辦的問題。”及至徐誌摩接手，張奚若竟以《副刊殃》為《晨報副刊》作一篇短文：鑒於當今思想界的墮落，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應該一把火把它們燒掉。
徐誌摩稱張奚若為“一位有名的炮手”，他曾這樣描繪張奚若：“他是一塊岩石，還是一塊長滿著蒼苔的（岩石）”。“他的身體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誌，不用說，更是硬的”，“他的說話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幾段，直挺挺的幾句，有時這直挺挺中也有一種異樣的嫵媚，像張飛與牛皋那味道。”
新中國國名與張奚若亦有淵源。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奚若以著名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會議。在各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對於新中國的國號問題，爭論頗為激烈。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也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國”。張奚若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還是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好。張奚若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與會代表經過反複討論，認為張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等職，1973年辭世。
五四“文白之爭”中的高手過招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彌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論爭之始
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的是黃遵憲，他認為文言誤國不淺。而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最早的倡導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國的文字，即用白話文作為語言的工具，他還身體力行實踐之。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對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為工具的封建文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當時流行的各種文言舊體文學成為反對的直接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選派的駢體文。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宣布，明代以來擬古派文學家前後七子(見前七子、後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歸有光、方苞、姚鼐、劉大為文學革命所要反對的“十八妖魔”。錢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更進一步指斥“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與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的敝害。
因此，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招致一班維護舊道德和舊文學的複古守舊派文人的竭力反對，從而釀成激烈的文言白話之爭。
絕妙的“雙簧”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盡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隻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製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個奇特的戲，那就是曆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複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複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 錢玄同的衝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高興，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小說含沙射影
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林紓寫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於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
小說《荊生》影射攻擊“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林紓的另一篇小說為《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夢見一髯人邀他遊陰曹地府，“並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徒，張其頑焰”。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雲：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見第二門上額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康怒極，謂髯曰：“世言有閻羅，閻羅又安在？”髯曰：“陽間無政府，陰間那得有閻羅。”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緒出見。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的言論“點首稱讚不己。”康“氣如結牆，興辭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對“鬼中三傑”，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更刻薄。如說“田桓二日如貓頭鷹，長啄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醜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
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人人皆知倫常，凶莫凶於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跟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嚐一臠也。”足見其對陳獨秀等人是何等仇視。簡直是要“食肉寢皮”了。至此，林紓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與風度。
林氏以小說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稱讚蔡元培為元緒公，何謂元緒？元緒為龜的別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三)》中說：“元緒公，即是說的蔡孑民，因為《論語》注有‘蔡，大龜也’的話，所以比他為烏龜，這元緒公尤其是刻薄的罵人話。”
林紓此舉，行為卑劣，為人不齒。時有人稱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
胡適與黃侃“鬥法”
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因此當時反對他的舊派學者很多，尤以黃侃為最。
黃侃字季剛，與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 黃侃的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愷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好在王愷運通脫，並未計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凶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裏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胡適著書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僅寫成上半部。黃侃借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 語畢，學生們哄堂大笑。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於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複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隻須5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隻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