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左傾錯誤給北平左翼文化運動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大革命文化戰士在鬥爭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終於以鍥而不舍的戰鬥精神衝破了國民黨政府的重重壓迫，戰勝了革命隊伍內部的錯誤傾向，迎來了革命鬥爭的滔天巨浪。這一過程，正如毛澤東同誌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特點時所說的：“這一時期，是一方麵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麵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農人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卻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
1935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的進一步擴張，中日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積蓄了多年的火山終於爆發了。12月9日，隨著北平愛國學生的第一聲怒吼，一場規模空前的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終於開始了。
第四節 抗日怒潮席卷中華，北平學生挑燈夜戰
日企圖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達到不費一槍一彈，占領華北的目的。
蔣介石宣稱：“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
真是“大難將至，民族將亡”！
青年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女一中學生會在學校禮堂組織了歌劇《茶花女》義演，門票收入全部捐給災區。
為了大聲喊出那多年積壓在心底的呼聲，不少人挑燈夜戰，通宵未眠。
華北危急，北平危急
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了整個東北之後，又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1933年，日軍先後攻陷山海關、熱河，突破了長城各口，玉田、通州也隨即陷落。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關東軍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的合法性，劃出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不僅為日軍控製華北大開方便之門，而且更加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以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為借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揚言如不接受其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動”。30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在河北省政府門前武裝示威，日本軍用飛機也在平、津兩地連日舉行低飛示威。國民黨政府懾於日寇的軍事壓力，派親日派將領何應欽與日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進行談判。何應欽根據蔣介石的旨意與梅津美治郎簽訂了賣國條約《何梅協定》。《協定》規定撤銷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和憲兵第三團，撤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和平、津兩市市長職務，撤銷北平軍分會政訓處，禁止河北省的反日運動等。
就在何、梅談判期間，日寇又在察北挑起事端。6月5日，四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潛入張北縣，被我當地軍官扣留。11日，日方以日軍被“恐嚇”為借口，向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提出對察哈爾省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再次威脅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又屈從日軍的要求，於27日派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了《秦土協定》。《協定》規定從“滿洲國”國境附近撤走宋哲元的29軍和察哈爾省內的排日機關。上述兩個賣國協定，使日本侵略者實際上控製了冀、察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初步實現其分離、控製華北的野心。
這時，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準備好足夠的武力占領華北，除采用軍事威脅迫使國民黨政府與之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外，還策動漢奸賣國賊和地痞流氓搞武裝暴亂，要求所謂華北五省（冀、察、晉、魯、綏）“自治運動”，企圖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達到不費一槍一彈，占領華北的目的。1935年6月27日，漢奸白堅武在日本特務的收買和指揮下，帶著中國流氓和日本浪人300餘人襲擊豐台火車站，奪得國民黨部隊鐵甲火車兩列。他們並策劃奪占北平，然後以“東亞同盟軍”的名義發表宣言，組織“自治政府”。但是叛亂很快被我駐軍擊潰，白堅武逃回天津。
9月24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提出了對華北的三點主張：
（一）把反滿分子徹底驅逐出華北；
（二）華北經濟圈獨立，使華北財政脫離南京政府的管轄；
（三）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日本內閣同時通過了《鼓勵華北自主案》和外、陸、海三相《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兩個方案。從此，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步子進一步加快了。
五天以後，日本侵略者指使河北省東部的香河、三河、寶坻、武清等縣的漢奸暴動，攻占香河縣城，他們以反對田畝賦稅為借口，召開所謂“國民自救會”，組織“縣政臨時維持會”，叫嚷要實行“自治”。這就是所謂香河事變。一個月後，在離北平40裏的通州，原國民黨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11月25日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聲明脫離國民黨政府。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關內扶植的第一個偽政權。日本飛機馬上為這幕“自治”醜劇散發“慶祝”傳單，並在天津大修兵營和軍用倉庫，為大舉進攻北平做準備。除此以外，在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等人的積極策應下，“華北民眾自治促進會”、“華北自治救國軍”等形形色色的傀儡組織紛紛出現，“華北自治運動”的醜劇愈演愈烈。日本侵略者還不斷威脅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迫其同意“華北自治”。
國民黨中央政府在日寇的武力麵前早已嚇得亡魂喪膽，其頭子蔣介石不僅派人與日寇簽訂了《秦土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一係列賣國協定，屈從日本政府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即“華北自治”）的要求，於11月26日宣布撤銷北平軍分會，12月初又委派宋哲元和老牌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16人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而且在日寇“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幌子下，高叫“敦友睦鄰”，奉行不抵抗主義，並表示要“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6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布“邦交敦睦令”，規定：“凡是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7月7日，蔣介石反動當局就“《新生》事件”再次發布命令，稱“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須尊敬日本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從此，報紙刊物上再也看不到“抗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而代之以“抗議”和“××帝國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