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蔣介石和陳布雷都不可能明晰地知道這次“廬山談話”會產生多麼強烈的轟動效應，更無法預測一年後的“告全國軍民書”會被國人高度稱賞。但是，不管他們有意還是無意，都必須肯定，此刻兩人策謀、對話，那是為即將誕生的“名篇”鋪砌著墊腳石，是在給一道算式的分子加大著含量。
蔣示意陳在他的對麵坐下。之後，他搖晃著手中的電文，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處心積慮地謀算我們，難道我們就甘心做甕中鱉？”
陳布雷立即預感到總統今日會有重大決策出台，心頭便不由得產生幾分興奮，說：“就在我們力求和平之時，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連世界輿論也震驚異常。日寇天天都在逼著我們抗戰。”
蔣介石：“近日以來，我常常有一種事態惡化的不祥征兆，惡夢夜夜不斷，不僅僅是個盧溝橋，這座橋以及橋頭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為何不可能變為沈陽？南京又為何不可能變為北平？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盧溝橋事件的推演，關係著整個中國的命運。”
陳布雷：“日軍一麵搞談判，一麵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他們要幹什麼，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的準備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蔣介石：“布雷，你剛才那句話說得極好，現在是日本人逼著我們抗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要真刀真槍地拚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後的勝利。”
陳布雷作著記錄。
蔣介石將手中那份電文遞給陳布雷，說：“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問題談一次話，你先擬個稿子，我們剛才談話的主要內容都可以寫進去。當然是越快越好。應該說這個談話很重要，它是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在公開場合第一次動員軍民奮起抗日的談話，要看出政府和我個人的決心。好，就這樣，現在你就去寫，晚上我要看初稿，咱們再一起合議一次。”
陳布雷愉快地答應了。他將傾注全部身心去寫這篇講話。任何一個良心未泯的中國人都會在這時候為抗日出力的。
整個廬山靜極了，仿佛隻有一個聲音在輕輕地猶如蠶吃桑葉似地在響動著，那是陳布雷在奮筆疾書……
7月17日，廬山正在召開100多人的談話會。與會者是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會長蔣介石聯名邀請的全國各大學校長、教授和各階層代表、各社團領袖、新聞界知名人士等。他們就當時對日外交關係問題及國內政治經濟教育等亟待解決的問題進行討論，稱之為共同談話會。16日舉行了第一期談話會。蔣介石那篇著名的《廬山談話》，便是在17日的第二期談話會上發表的，後來被國人稱之為《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我們從1976年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的《革命文獻》第69輯中，引來了全文：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世界輿論也都非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29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