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升進了初中。
在我剛進小學的時候，那些教過姐姐的老師，這樣形容我，“這是夏小蓉的妹妹。”夏小蓉在學校知名度頗高，她長相出眾，是文藝積極分子，還擔任過報幕員，廣播員什麼的。不管教過她的還是沒教過她的，都認識她。以至於我一進校，就沾了名人姐姐的光，那些老師用“夏小蓉的妹妹”來介紹我。而他們的眼神又是一律的含著疑惑。大約在想，怎麼妹妹不象姐姐那麼漂亮？這眼神我熟悉，從小我就是在這眼神中長大的。
我照過鏡子，常常遺憾自己不象姐姐。姐姐是雙眼皮，大眼睛，又水又亮，她密密的睫毛覆蓋上麵，象藏著一個色彩斑斕的奇妙森林，她的五官都是那麼精致。而我，卻繼承了爸爸的單眼皮，細長的眯縫眼被人嘲笑成一線天，鼻梁也沒有姐姐那麼高，臉頰上沒有甜甜的酒窩。我常想，爸爸媽媽把精華都給了姐姐，剩下的邊角料給了我。
在我乏善可陳的生活中，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學習還行。每天，我都早早到校，老師因此把班級開門的鑰匙交給我保管。擔此重任，我更加盡責。我的學生評語手冊上每年都會寫道，“該生成績優秀，熱愛集體，有責任心。”
我也參加過文藝表演，但次數有限，而且都是做配角，站在後排的。因為次數稀少，印象就格外深刻。我參加過的演出，一次是歡慶“十一大”召開，有個動作是把雙手一展開，腿向前跨出一大步，口裏朗聲念道，“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大，我們心裏樂開了花。”還有一次，是表演“甜蜜的事業”拿著絲巾，一起一伏地擺動。最令我不能忘懷的是，進了學校腰鼓隊，在學校大型的慶祝活動，比如六一兒童節這樣的時刻，我們腰鼓隊隊員，穿著紅色和藍色的球褂球褲，白力司鞋，在大街上遊行，奮力地打著腰鼓，或許是為了紀念我這難得的表演，媽媽特地帶我去照相館照了張相，那張照片，我按照照相師的指示，擺出揮手擊鼓的姿勢，但動作極不自然，臉上的表情也僵僵的。我不善於照相，長大了也怕照相。
腰鼓隊的隊長是我們數學老師，估計她是看我成績好，才選我進去的。但她很快就發現選錯人了，當別人都能敲出老師教得花樣時，我還怎麼也不會。數學老師把我單獨叫到一邊練，她打“嚓嚓”，我擊鼓，擊得我滿頭大汗，老師威脅道，“再練不會，你就別參加了。”我生怕被刷下來，終於咬牙練會了，真比解一道最難的應用題還難啊。
每次演出都是姐姐給我化妝，她有一套表演用的彩妝盒。有時候，她還被請回學校客串化妝師，幫大家化妝。那個時候，我就特別自豪，雖然我不是主角，但我有個做主角的美麗姐姐。
“我倒希望你學習好，會跳舞有什麼用？”姐姐說。那個時候，姐姐已經成為待業青年了。
許多成名的，或者文藝小說裏的主角，在回憶自己少年成長期時，常常都說自己有一個不同凡響的叛逆時代，逃課、厭學、打架、翹課、早戀、交不良朋友等等，個性十足，也魅力十足。所謂好孩子上天堂，壞孩子走四方。
很遺憾，在我的學生時代，沒有這樣可以拿出來可供炫人的履曆，我身上全是好孩子的無趣，缺乏令人沉迷的氣質。許多年以後，已經成為日資企業白領的紅麗說，“叛逆在誰身上都有，它就像出天花，有的人出得早，有的人出的遲。而遲出是不如早出的。”
紅麗就屬於出的早的。
我們一同進的初中。小學時，我們不在一個學校，她媽媽是二小老師，她在她媽媽的學校讀書，而我是在城關一小。到了初中，我們進了同一所中學，而且還分進了同一個班。
有的人天生就是要做主角的，他們總能惹人注目。紅麗和姐姐一樣，就是這種人。
體育課，我們站在操場上排隊，體育老師說，你們哪個出來幫我整一下隊？紅麗就自告奮勇地站了出來。老師於是指定她做臨時體育委員，結果這個臨時體育委員，一做就做了三年。
紅麗長相洋氣，發育似乎也比一般女孩都早，她媽媽手巧，又會給她打扮，她的衣服比別人的都漂亮。有一次我們一起上廁所，她嫻熟地換著衛生帶裏的草紙，我嚇了一跳。她都來“那個”了！紅麗白了我一眼，“大驚小怪！”她問我，“胸部痛不痛？”我搖搖頭。她神氣地挺了挺小丘一樣的胸部，有點居高臨下地說，“你還沒發育”。“發育”這個詞我是第一次從紅麗口裏聽到，它帶有某種神秘、曖昧的意味。我想起還在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她把胸前的毛衣故意弄得鼓起來，問我，“像不像你姐姐？”她好像迫不及待地要長大。
她說，她媽媽給她做了胸罩。我是直到高中才開始戴胸罩的，姐姐耗去媽媽的過多精力，分到我身上的關注就很少了。而且，我確實也——“發育”晚，直到高一才來例假，個頭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