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允？而言，這位被世宗指為遭父厭惡甚至拔刀欲殺的“昏庸狂妄”之“孽子”，卻深受父皇寵愛。康熙四十八年允？封貝子，五十七年任撫遠大將軍，統領大軍征討準噶爾部。聖祖特命允用正黃旗的纛，“照依王纛式樣”，來往文書稱“大將軍王”，當其離京時還舉行了隆重的出征儀式。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他仍率出征大軍坐鎮西北。當時不少大臣認為允受聖祖如此重任，是表明他將被立為皇太子。這與世宗所述，完全兩樣。其他罪款，情況與此類似。可見，允、允？等人被雍正帝扣上的那些大罪，實難成立。
第二，雍正帝對允等人的處治，太野蠻，太殘酷，史無前例。他不僅對允等人肆意辱罵，革爵拘禁，甚至將允、允陰謀殺害，稱之為“冥誅”，還黜其宗籍，另改名字，稱允為阿其那、允？為塞思黑。雖然阿奇那與塞思黑不是傳說所謂豬、狗的意思，但確實是很難聽的名詞，塞思黑就是令人厭惡之意。堂堂至高無上的皇帝，竟不念骨肉之情，廢除父皇所定的名諱，給同父所生的兄弟賜予卑賤名字，實為中外罕有。對於一母所生的親兄弟允？，雍正帝也不輕饒。盡管允調兵遣將，驅逐了準噶爾在西藏的軍隊，冊立六世達賴，留兵駐守，增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統轄關係，立下了功勳，深受聖祖嘉獎，特撰《禦製平定西藏碑文》，但雍正帝不言其功，反以為過，指責其浪費帑銀，貽誤軍機。他本欲將允？加重懲處，但因親母孝恭仁皇後堅決反對，據說以死相爭，才未斬殺，而革其爵，與其子白起並拘禁於壽皇殿左右。
雍正帝對允等人的處治，在朝野中引起的反應十分強烈，被扣上“逼母”、“屠弟”之罪，政治上十分不利。乾隆帝對此案作了重大的修正。他當然不能全部推翻父皇的結論，而隻能以“從寬”的形式進行新的處理。他在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下諭說，阿奇那、塞思黑的子孫是聖祖的支派，如俱削除宗籍，則與庶民無異。他將此事推到當時王大臣身上，說是他們的再三要求，不是世宗的本意。他責令八旗王公和滿漢文武大臣確議具奏，不久決定，將二人的子孫給予紅帶，恢複宗籍，收入玉牒。同月二十四日，他又下諭說：允、允？已被拘禁數年，現欲酌量寬宥，令總理事務王大臣、宗人府、九卿會議具奏，隨即釋放，並於乾隆二年四月下諭，封賜二人為輔國公，以示“篤厚宗支之意”。後來允死時，用貝子品級祭葬，允？連升四級，晉為恂郡王。《清高宗實錄》卷5，頁31，卷41，頁14.
乾隆帝對所謂允集團的成員延信、蘇努等人，也采取了寬大的政策。延信是雍正帝之伯祖父肅武親王豪格之孫，溫良郡王猛峨的第三子，初封奉國將軍，後任都統、平逆將軍，攝撫遠大將軍事。他率軍進入西藏，趕走了準部士卒，立下大功，康熙帝盛讚其功，下詔說：平逆將軍延信領滿洲、蒙古、綠旗各軍，“經自古未辟之道，煙瘴惡溪，人跡罕見。身臨絕域”，“勇略可嘉”，封輔國公。對於這個有功於國、同一曾祖的弟兄，世宗因其與允、允？相好，而定上二十條罪狀，其中包括進藏之過數條，革職削爵拘禁，削宗籍。蘇努的高祖父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乃廣略貝勒褚英的曾孫，初襲父杠努文鎮國公爵，後晉貝勒，亦因附隨允被革爵黜宗室。二人的子孫俱連坐黜宗籍。乾隆帝命恢複他們子孫的宗籍，賞給紅帶子，收入玉牒。《清聖祖實錄》卷289，頁16；《清世宗實錄》卷64，頁8―11.
乾隆帝又寬待父皇所定年羹堯一案的株連人員。年羹堯原受世宗特寵，任至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封一等公，在康熙末年進軍西藏，尤其是雍正元年、二年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的戰爭中，功勳卓著，對雍正帝的繼位為帝和鉗製皇十四弟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樣一個有功於國，更有功於雍正帝的朝廷重臣，也被世宗定上九十二條罪狀，革職削爵，賜死籍沒，其幕客邱魯、汪景祺亦處死，親屬發寧古塔披甲為奴，並以冒濫軍功為辭，將一批立功於西藏、青海的文武官員革去職銜。乾隆帝命吏部、兵部複查，將革職官員中的“才具可用”之人，保送吏部、兵部，酌量錄用，將汪景祺的兄弟及侄子從寧古塔放回，其族人牽連監禁者，悉予寬宥。
乾隆帝對皇父晚年崇信佛道、迷信祥瑞等錯誤做法，也予以糾正。雍正帝信奉佛教，年輕時就令人代他出家為“替僧”。他自比“和尚”、“野僧”，自命為“釋主”(佛教教主)，號稱破塵居士、園明居士。他與章嘉胡土克圖、迦陵性音等高僧交往密切，論說佛法，還曾於雍正十一年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收了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平郡王福彭、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左都禦史張照、文覺禪師元信覺鴻、妙正真人婁近垣與皇子寶親王弘曆、和親王弘晝等八俗五僧一道共十四人為門徒。他把道士賈士芳、張太虛、王定乾等人養在宮苑，修行丹藥，醫治疾病。不少僧道利用皇上寵幸，橫行於地方，招搖生事。乾隆帝一即位，就采取措施，改變這種不良風尚。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世宗去世後的第二天，弘曆就命都統莽鵠立傳諭，將張太虛等道士驅回原籍，斥責他們“平時不安本分，狂妄乖張，惑世欺民，有幹法紀”，並嚴厲警告他們今後要安分守法，不得“在外招搖煽惑”，否則，必嚴行拘拿審問，立即正法。《清高宗實錄》卷1，頁19―21.九月初六日，他即位後的第三天，下諭指責不肖僧徒“借佛祖兒孫之名，以為取利邀名之具，奸詐盜偽，無所不為”，令禮部傳旨，諭告曾在內廷行走的僧人，不得“招搖不法”，不得誇耀世宗時所受恩遇和教誨，違者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清高宗實錄》卷2，頁18.過了半個月，他宣布實行度牒製，裁汰僧道。他下諭說：“近日緇流太雜，品類混淆”，各省僧徒“真心出家修道者，百無一二”，佛法日衰，因此頒發度牒，情願出家之人，必須領有度牒，才能“披剃”。不久，又降旨取締“房頭應付僧”與“火居道士”。後又規定，領到度牒之僧，每人隻準收生徒一名。直到乾隆四年，因各省領牒者達三十餘萬，合師徒計六十餘萬人，又再次諭告各省總督巡撫，命他們體會皇上“漸次裁減”僧道之意，設法使僧道日漸減少。《清高宗實錄》卷3，頁19，卷6，頁9，卷94，頁4.
雍正帝酷愛講求祥瑞，臣僚迎合帝意，頻繁奏報嘉禾、瑞麟等吉祥景象，諸如一莖十五穗，萬蠶同織瑞繭一幅，牛產毓麒麟，鳳凰出現，甘露普降，五星聯珠，黃河水清，五色卿雲，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名目繁多，禎祥萬千，用以表明大清天下是一派升平吉祥景象。乾隆帝十分厭惡這種自欺欺人的拙劣做法，―即位就諭示總理事務王大臣，令其傳諭各省總督、巡撫、將軍、提督、總兵官等，今後“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清高宗實錄》卷2，頁44.
雍正帝為了鼓勵農民積極生產，特創老農製，責令州縣官每年或三年在每鄉擇選一兩個勤勞樸實沒有過失的老農，賜予八品頂戴，“以勸民稼穡”。豪猾奸民乘機賄囑鑽營，謀充此位，大耍威風，甚至有的自稱“左堂”，傳呼農民，橫行鄉裏，乾隆帝批準了雲南巡撫張允隨的建議，取消了這一製度。同時，還廢除了“錢糧總吏”、“提牢典吏”，使他們不能借此科索民財‘侵沒官賦’欺壓獄犯。《清高宗實錄》卷22，頁25，
第三節征剿黔苗堅持改土歸流。
一、古州苗變黔省大震。
乾隆皇帝弘曆於宣讀父皇令其繼位的遺詔後的第三天，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下諭旨，諭告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等總理事務王大臣，將黔省苗疆用兵，作為目前兩項最重要的“緊急之事”之一。不久，他更進一步指出：“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務”。《清高宗實錄》卷1，頁24，卷5，頁54.新君即位，日理萬機，軍國大事何止數十件數百件，為什麼要把用兵於貴州苗疆列為第一要務？為什麼要征討苗疆？這一戰爭屬於什麼性質？它有何重大影響？要解釋這一係列疑問，還得從半年以前貴州省古州等地苗民起兵談起，而且還要涉及雍正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改土歸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