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軍事征剿無效，苗亂滋延及部分臣僚的反對言論影響下，雍正帝動搖了，認為不該在貴州實行改土歸流。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鄂爾泰上疏請罪時，世宗降諭說：古州苗疆改土歸流之事，鄂爾泰懇請施行，因相信其“居心誠直”，“必有成算”，始允其請。不料從那以後，“苗即數次蠢動，近則直入內地”，詢問鄂爾泰，彼“亦以出於意外為詞”，可見，“是從前經理之時，本無定見，布置未協所致”，“則朕一時之輕率誤信，亦無以自解”。《清世宗實錄》卷158，頁17.過了半個月，八月初三日他又諭告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說明經理苗疆的目的是為了“安民”、“利民”，不料反而害民，責令地方官員“竭力撫綏”，“救災恤困”。他說：
“從來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頑，久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為安百姓之計。若雲利其民人，……若雲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眾抒誠向化，輸納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為此哉！……今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鹹使聞知。”《清世宗實錄》卷159，頁2、3.
雍正帝這樣接連兩次下諭，正式承認經理苗疆是失誤，是“輕率誤信”“本無成見”之臣僚的錯誤建議，成了害民之舉，可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輕率言談，而是其反複考慮之後作出的嚴肅結論，這就是他準備要“棄絕苗疆”了。其實，早在雍正十三年五六月，他就有了這種想法，曾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談過，認為過去不該在貴州古州等地實行改土歸流，應當“棄置新疆”，當時這些王大臣主張，“苗人現在跳梁，此時斷無棄置之理，惟有俟事平之後，再行計議”。《清高宗實錄》卷2，頁21、27.王大臣的主張，也是主要從朝廷的臉麵考慮，在苗變之時宣布放棄苗疆，太丟人了，等平定之後再說，並不是說他們一定堅持要死守苗疆不許拋棄。雍正帝當時雖然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議，但仍未放棄原有想法，故派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令察其利害”，即了解和分析棄置與否的利弊。
張照聰明過人，蒙受世宗重用，由一個區區從七品的微員檢討，十二年內超擢為九卿之一的從一品刑部尚書，又被委任為辦理苗疆事務處的大臣和撫定苗疆欽差大臣，他當然了解皇上的性格和想法，知道朝廷的態度和朝野的傾向，世宗也知其為人，認為他會貫徹自己的意圖，因而才特派他為欽差大臣。兼之他想借此打擊鄂爾泰，因而一到貴州的沅州鎮遠後，就“密奏改流非策”，並“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清史稿》卷304，《張照傳》；《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可見，張照棄絕苗疆的建議，實即來源於雍正帝的主張，並不是他一人冥思苦想的創見，隻不過是他夾雜了個人恩怨罷了。
征剿無效，朝野，世宗猶豫、後悔和動搖，加上張照以其蒙帝寵信善悉君意的特派欽差大臣的身份，公開宣揚欲棄苗疆的聖旨，因而形成“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的嚴重局麵，貴州的改土歸流眼看著就要完全失敗了。《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三、乾綱獨斷平定苗疆。
(一)堅主用兵迅速平變。
正當苗疆改土歸流處於危急之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胤病逝，弘曆繼位，堅持改流，軍政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辦理苗疆事務處時，弘曆就是經管此事的王大臣之一。通過三個多月的工作，他對苗情、軍機、政論和父皇意圖，以及張照的性格、想法，都很了解。他很關心苗疆的去向，不讚同廢棄新疆的主張。他深知此事關係重大，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處理。他一即位就明確地強調“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急務”，堅持要將改土歸流進行到底。他嚴厲斥責撫定苗疆大臣張照假傳聖旨，反複論證皇父並無棄絕新疆之意，並諭令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刑部將張照嚴審定罪。這樣，一下子就煞住了車，捂住了主張拋掉苗疆之人的金口，扭轉了反對改流的狂瀾，從政治上統一了朝廷對苗疆堅持用兵的思想。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決策是更換統帥，懲辦失職官將。他一即位就將張照撤下來，委任湖廣總督張廣泗為經略，“統領軍務”，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令聽張“節製調遣”。他多次降諭，慰撫張廣泗，寄以厚望，授予大權，言及苗疆用兵事關重大，曠日持久，尚無頭緒，“是以命卿為經略，總統軍務，一切惟卿是賴”，並命張兼領貴州巡撫，增撥兵餉一百萬兩，使張廣泗感激涕零，誓盡全力平苗報恩。《清高宗實錄》卷1，頁33，卷4，頁12，卷5，頁54，卷10，頁8.乾隆帝多次下諭，指責張照擾亂軍務，副都禦史德希壽隨聲附和；貴州巡撫元展成撫綏不當，玩忽公事，輕視民命，文武不和；揚威將軍、貴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預為防範，用兵又觀望遲疑，籌謀無術，調度失宜，稽遲軍務；副將軍、湖廣提督董芳仗恃張照之勢，與哈元生“有意齟齬”，僅以招撫為事，皆令革職拿解至京，嚴審定罪。這樣一來，事權統一，賞罰嚴明，對保證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對剿撫之間的關係，作了明確的規定，禁止濫殺，欲圖以“德”濟“威”。他於九月二十一日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數說官兵不應焚毀被迫脅從的苗寨，殺害老弱子女，因為“若將脅從之苗寨概行焚毀，並誅其老弱子女，則益堅其抗拒之心，於剿撫機宜，殊為未協”，但若過分寬縱，“使逆苗並不畏威，兼不懷德，則亦非一勞永逸之計”。《清高宗實錄》卷3，頁11.他於十一月十八日再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命赦投誠苗眾之罪，讓他們傳諭經略張廣泗，令其明白曉諭：“除怙惡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國法，其餘若能聞詔投戈，輸誠悔過，當悉貰其罪，予以自新，務使邊宇安寧，百姓樂業，以副朕安海內，一視同仁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頁11.這對勸說苗民降順，略微限製一下官軍的濫殺，是會有影響的。
在乾隆帝堅主用兵、改流的正確方針指導下，經略張廣泗認真總結了前麵八九個月戰爭的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認為過去之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撫未定等因素外，軍事上最大的失策是“合生苗、熟苗為一”，“分戰兵、守兵為二”，真正用來征剿之兵太少，六省官兵數萬名，絕大多數用於“大路沿途密布”，“而用以攻剿之師，不過一二千人”，以致“東西奔救，顧此失彼”。他建議集中兵力，分化生苗熟苗，“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渙其黨羽”，“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繳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搗生苗逆巢”，使其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然後再攻“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乾隆帝完全信任張廣泗，有所奏請，概予允準，大力支持。張廣泗擁有軍政大權，號令統一，率領六省官兵，放手進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克捷”。乾隆元年(1736年)春，又分兵八路，排剿抗拒苗寨，“罔不焚蕩鏟削”，隨即進攻牛皮大箐。此箐位於苗寨之中，盤亙數百裏，北至丹江，西為都勻、八寨，東係清江、台拱，“危岩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國”，雖附近的苗徭，“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所以各處苗寨被攻下以後，苗人紛紛逃據其中，以為官兵萬萬不能到此，欲圖待軍退後再出活動。張廣泗檄令諸軍分扼箐口，重重合圍，逐漸近逼，從四月至五月，官兵“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又許苗人自相斬捕除罪，因此，生苗“渠魁”全部被擒被殺，“俘馘萬計”，“其饑餓顛隕死岩穀間者，不可計數”。六月，張廣泗複乘勝搜剿從亂熟苗，分首、次、脅從三等，直到秋天，先後毀除一千二百餘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一萬七千餘人，俘二萬五千餘人，獲銃炮四萬六千餘及刀、矛、弓、弩、標甲十四萬八千餘，盡平苗變，原來黃平等州縣逃居鄰近省份的漢民，陸續回到舊地，戰火紛飛，兵荒馬亂，連續折騰了一年多的苗疆，終於平定下來了。《清高宗實錄》卷10，頁8，卷11，頁28，卷15，頁36，卷17，頁27，卷19，頁31，卷22，頁4，卷27，頁21；《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