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勤政愛民”。乾隆帝認為，要想克服困難，使民有恒產恒心，達到“本固邦寧”，人君必須勤理國政，為民興利，內外官員必須善體帝心，實現君之誌願，講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壓百姓盤剝民人，“民生以厚己生”。他很了解貪官汙吏損民利己的弊端，對此深惡痛絕。就在上述之諭下達後的第四月，乾隆元年正月初二日，他給總理事務王大臣下了一道專諭，責令督撫“務休養，戒廢弛”。他首先強調說：“為治之道，在於休養生民，而民之所以休養，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能“各謀其生，各安其業”，然後才可見其富足之日。緊接著，他斥責督撫大臣或“以苛察為才能”，或昏庸寡識，為屬員蒙蔽，以致“累民之事，往往而有”。他具體指出各種弊端：催征錢糧，“而差票之累，數倍於正額”，拘訊訟獄，“而株連之累，數倍於正犯”；抽分關稅，“而落地、守口，給票、照票，民之受累，數倍於富商巨賈”。“如此等者，不可枚舉”。“以此擾累吾民，無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業，而朝廷之德施，終不能盡致閭閻於康阜也”。他要求督撫董率屬員，“務以休養吾民為本”，盡除“一切擾累之事”。《清高宗實錄》卷10，頁2、3.
乾隆帝即位之初頒下的這道諭旨，是他執政期間的重要施政綱領，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確是在努力這樣作，勤理國政，“愛養百姓”，革弊興利，以圖達到民有恒產恒心，本固邦寧。他在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諭告群臣說；“朕自維即位四年以來，食昂貴。以號稱魚米之鄉的江蘇無錫為例，順治初，一畝良田不過賣銀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至乾隆初年，價又漸長，到二十九、三十年，漲至七八兩一畝，多者十餘兩一畝。湖南平江縣朱謙益於康熙五十七年絕買田三十五畝，價銀三十五兩，乾隆十年絕賣與人，得銀五百四十兩，二十七年內，田價增長了十四倍。乾隆帝曾因穀米價昂專門下諭給各省督撫，詢問其情和原因，督撫之奏，大同小異，皆一致認為糧價太貴，且與人多地少田貴密切相聯。比如，江西巡撫開泰奏稱：“米貴之故，……大抵由於生齒日繁，地方官奉行未善，各省田畝，初值銀數兩者，今值十數兩。”雲貴總督張允隨說：“米貴之由，一在生齒日繁，一在積貯失劑。……天下沃野，首稱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價極賤，雍正八九年間，每石尚止四五錢，今則動至一兩外。……國家定蜀百餘年，(外省去川之人)戶口之增不下數十百萬，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數，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此時勢之不得不貴者。”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呈稱，雍正四年，“人煙疏散”，京鬥米一石價銀四錢五分，現人口日增，廠礦人員一二十萬，米價上漲，豐年亦需七八九錢一石，歉歲則賣一兩二錢至二兩左右。《清高宗實錄》卷311，頁28、29，44，46.署理湖北巡撫彭樹葵說，康熙年間，“戶口未繁”，上遊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販日至”，因此米價低賤，湖北“遂號稱產米之鄉”，現在戶口增加，田價漸貴，糧價“年複一年，有長無落”。《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3.湖南巡撫楊錫紱更道出了糧價、地價與土地兼並集中的內在聯係，認為米穀之貴，主要由於“戶口繁滋”和“田歸富戶”。他說：康熙年間，稻穀登場時，每石穀不過二三錢，雍正時需四五錢，今則必需五六錢，“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清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以往每畝一二兩者，今賣七八兩。“近日田歸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戶，歲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4―37，《清史列傳》卷18，《楊錫紱傳》。
其四，“勤政愛民”。乾隆帝認為，要想克服困難，使民有恒產恒心，達到“本固邦寧”，人君必須勤理國政，為民興利，內外官員必須善體帝心，實現君之誌願，講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壓百姓盤剝民人，“股民生以厚己生”。他很了解貪官汙吏損民利己的弊端，對此深惡痛絕。就在上述之諭下達後的第四月，乾隆元年正月初二日，他給總理事務王大臣下了一道專諭，責令督撫“務休養，戒廢弛”。他首先強調說：“為治之道，在於休養生民，而民之所以休養，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能“各謀其生，各安其業”，然後才可見其富足之日。緊接著，他斥責督撫大臣或“以苛察為才能”，或昏庸寡識，為屬員蒙蔽，以致“累民之事，往往而有”。他具體指出各種弊端：催征錢糧，“而差票之累，數倍於正額”，拘訊訟獄，“而株連之累，數倍於正犯”，抽分關稅，“而落地、守口、給票、照票，民之受累，數倍於富商巨賈”。“如此等者，不可枚舉”。“以此擾累吾民，無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業，而朝廷之德施，終不能盡致閭閻於康阜也”。他要求督撫董率屬員，“務以休養吾民為本”，盡除“一切擾累之事”。《清高宗實錄》卷10，頁2、3.
乾隆帝即位之初頒下的這道諭旨，是他執政期間的重要施政綱領，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確是在努力這樣做，勤理國政，“愛養百姓”，革弊興利，以圖達到民有恒產恒心，本固邦寧。他在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諭告群臣說：“朕自維即位四年以來，朝乾夕惕，無非以愛養民生為念，凡有利民之政，無不興舉，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勞，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清高宗實錄》卷90，頁19.這不僅是他對自己登基四年來治政的自我總結，在以後相當長時間裏，他也是這樣自勉自責和努力的。
二、蠲租為“愛民”之首務。
乾隆帝認為，使民有恒產、對民最為有利的事，是輕徭薄賦，減免錢糧。他曾下諭明確講道：“朕愛養元元，時以輕徭薄賦為念，凡遇各省應免錢糧之處，一經查確，即予蠲除，以紓民力。”《清高宗實錄》卷93，頁20.他又諭告王公大臣說：“誠以民為邦本，治天下之道，莫先於愛民。愛民之道，以減賦蠲租為首務也。”《清高宗實錄》卷9，頁3.
乾隆朝蠲免錢糧次數之多和數量之多，在曆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蠲租的理由和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四類：一為災蠲。或傾盆大雨，洪水泛濫，河堤決口，一片汪洋，衝塌村莊，淹死人畜；或久旱不雨，田地龜裂，赤地千裏，顆粒無收；或蝗蟲蔽天遮日，百萬蟲軍席卷大地，所過莊稼盡遭摧殘；或發大震，天崩地裂，房屋倒塌，黎民死傷，等等災荒，均可減免賦租。二為恩蠲。新皇登極，太後、天子五旬、六旬、七旬、八旬萬壽，恭上帝後徽號，慶賀武功，等等大喜之日，常下恩詔，蠲租減稅。三為事蠲。或係遣軍出征，用兵所在州縣供應軍需，勞民傷財；或係皇帝出巡，沿途供辦皇差，耗銀費力；或因修建宮殿陵園，工程浩大，有關地方疲累不堪，等等，也可分別減免。四為“逋蠲”。額征錢糧，曆年積欠，年複一年，愈欠愈多，根本無力繳納，到了一定時間，被恩準減免。另外，還有其他情形，如舊額賦重，予以減少；無地“浮糧”，免於征收，等等。蠲租數量也多少不一，有的全免，有的免一定的比例，但總的說來，數量是很大的。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舉行登極大典，特頒恩詔大赦天下，其中專有一條，規定“各省民欠錢糧，係十年以上者，著該部查明具奏，候旨豁免”。《清高宗實錄》卷2，頁8.過了二十天，九月二十三日，他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再免民欠，宣諭說：欲繼皇考“惠養黎元之至德，俾服疇力穡之人，均沐恩膏，積逋全釋”，故特行降旨，“將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錢糧實在民欠者，一並寬免”。從前江南積欠錢糧內之“官侵吏蝕二項”，係從民欠中分出來的，當時承辦之官員處理很不妥當，現在將此欠糧亦“照民欠例寬免”。《清高宗實錄》卷3，頁15.這次蠲免的範圍很廣，數量很大，全國各州縣，凡有拖欠錢糧者，均一律免除。雖然目前尚未發現有關此次免除欠賦總數的材料，但可以肯定，其數是很大的，姑舉二例為證。鄰近畿輔的山東省，雍正二年在冊土地為九十六萬餘頃，應征田賦銀三百萬零七千餘兩、米四十七萬餘石、麥三萬餘石，從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積欠銀三百餘萬兩，經河東總督王士俊、山東巡撫嶽奉雍正帝之旨嚴厲催征，收了一百七十餘萬兩，其餘一百二十餘萬兩，根據上述恩詔，全部蠲除。江南省(江蘇、安徽)逋賦情況十分嚴重，雍正帝嚴令大臣清查，雍正十年查明，從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九年，所屬州縣積欠錢糧銀一千零一十一萬餘兩，其中，“官侵”(官員侵占)、“吏蝕”(吏胥吞蝕)為四百七十二萬餘兩，“實在民欠者”為五百三十九萬餘兩。這“民欠”五百餘萬和“官侵”、“吏蝕”四百餘萬，總共一千萬餘兩，相當於全國一年田賦總數的三分之一強，這筆巨額欠賦，亦為乾隆帝全部免掉。《清世宗實錄》卷115，頁4，《清高宗實錄》卷3，頁15.
乾隆二年，免甘肅全省田賦和陝西田賦的一半，約賦銀一百二三十萬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特下蠲免直隸、江蘇、安徽三省田賦詔諭說：“朕切念民生，時廑宵旰”，或各省督撫陛見，或遇司道官員請訓，“務以編氓疾苦，備細谘詢，惟期海隅倉生，培固元氣，庶臻家給人足之風”。近年畿輔歉收，江南上年遇旱，“遂使吾民有乏食之虞”，因此，特頒諭旨，將直隸地丁錢糧銀蠲除九十萬兩，蠲蘇州巡撫所屬地丁錢糧銀一百萬兩，免安徽六十萬兩賦銀。《清高宗實錄》卷89，頁8.七年，他又下諭：雍正十三年，江蘇、安徽、福建三省民欠正項錢糧銀十七萬餘兩，甘肅、福建、江蘇三省欠米、豆、糧九萬餘石，甘肅欠草一百零七萬餘束，江浙二省欠漕項銀七萬餘兩、米二萬餘石，等等，皆一律免征，“務令閭閻均沾實惠”。《清文獻通考》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