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一向注重國家財政收支情形，當然不會不知道普蠲將會導致庫銀的暫時減少，財政上可能遇到一些困難，但他高瞻遠矚，將此視為實現其使民有恒產、“本固邦寧”的目標之有效措施，堅決貫徹執行。他特下專諭，嚴厲斥責赫泰“逞其私智小慧，妄議朝廷重大政務”，“悖謬已極”。他再次重申愛民之意，宣諭說：“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早夜思維，惟期薄海內外，家給人足，共享升平之福，故特頒發諭旨，將天下錢糧通行蠲免，……俾海滋山陬，無人不被其澤也。”他以赫泰不能體己“愛民之心”，“而生異議”，交部嚴加議處，降二級調用。《清高宗實錄》卷243，頁7、8.這樣一來，就製止了異議之風，為使普蠲錢糧之旨順利執行起了重大作用。
其三，成效顯著。“朝廷糧賦”，歲歲繳納，違令抗糧，嚴懲不饒。有清一代，年年都有數十萬、數百萬貧苦農民和中小地主因欠交國賦而慘遭貪官汙吏豪橫差役殘酷鞭笞和百般勒索。除了額定正賦，還有各種分外苛派，常數倍於正額。一旦明諭免賦，正額固然不納，苛派也無從收起，對占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和中小地主，確是一大福音，因此受到廣大百姓的讚頌。家居江蘇昆山的巢林散人龔煒，出身書香門第，父係進士，嶽父家乃婁東望族，本人喜經史，工詩文，善絲竹，然屢試不第，著書自娛。這樣一位懷才不遇頗有牢騷之雅士，對乾隆帝之普蠲天下錢糧卻極力稱讚，專門寫了如下頌詞：
“乾隆十年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與民休息。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上嗣服以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天庾，水患偶乘，動支國帑，天地猶有憾，皇仁蔑以加矣。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澤於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自惟草茅，無以報效，衢歌不足頌揚，祗有清香一炷，禱祝上蒼，惟皇子子孫孫永保民。”龔煒：《巢林筆淡》卷4，《乾隆十年全蠲丁糧》。
普蠲之詔下達之日，“萬方忭舞”，這是對乾隆帝大蠲租賦之最好讚揚，可見此舉之深得人心，對促進農業的發展，繁榮社會經濟，改善中小地主、小自耕農的處境，均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第二節獎勸農桑賑災治河。
一、“重農務農勸農”。
乾隆帝記取前代帝君重農務本之曆史經驗，十分重視獎勸農桑，促進農業生產。乾隆二年五月十三日，他特下兩道諭旨，強調務農勸農。一諭專講“重農務本”。他著重指出：“食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耕九餘三，雖遇災年，民無菜色。”目前，國中尚有未耕之棄地，種稻、黍的方法，“水耨火耕之異”，南方人尚多不諳習，北方民人更不講求，此皆牧民之官的責任。各省督撫，罕有以身為倡，“課百姓以農桑本務者”。他宣布，從現在起，“欲驅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畝”，要求督撫牧令“身先化導”，督撫以民務農桑與否，定州縣官員之短長，帝以此考核督撫之優劣。北方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為疏略”，因而常鬧災荒，令戶都會同九卿，詳議勸民墾種、提高北方生產技術、獎懲地方官員的辦法，使“勸課有成”，廣大百姓“家有蓋藏”，這樣，禮樂刑政之教，方可“漸於講習”。《清高宗實錄》卷42，頁18、19、20.
過了二十天，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九卿遵旨議奏教農之事說：“明農教稼，所以務本也。我皇上軫恤民瘼，恩膏屢沛，洞悉久安長治之道，先籌家給人足之源，特頒諭旨，首重農桑，以力田為小民之切務，以勸課為官吏之責成，誠禹貢王製之良經”，應令各省督撫督促地方官員認真教導，若有成效，“地辟民勤，穀豐物阜”，交部議敘，如教戒無方，則交部議處，如此，則吏民“皆知所勸”，可收耕九餘三之效。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44，頁6、7.
乾隆帝於五月十三日下的另一上諭，是要求編寫農書。他在諭中著重指出，“農桑為致治之本”，皇祖曾繪耕織圖，“以示勸農德意”，皇父屢下勸農之詔，親耕田。自古以來，“為耒耜，教樹藝”，皆係古之聖人。其播種的方法，耕耨的節候，備旱驅蝗之術，散見於各種經籍，“至詳至備”，其後農家之學說，亦各有可取之處，應當薈萃成書，頒布中外，“庶三農九穀，各得其宜，望杏瞻蒲，無失其候”。他諭令南書房翰林和武英殿翰林編纂進呈。《清高宗實錄》卷42，頁20.到乾隆六年，此書完成，共七十八卷，他命名為《授時通考》，並親寫序言說：“(朕)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苦，日廑於懷”，因檢閱前人之《農桑通訣》、《農政全書》等書，“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故命內廷詞臣廣加搜輯，從各書中，“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備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薈萃成編，以期閭閻務農，“阜成海宇之至願”。《清文獻通考》卷218.
此後，乾隆帝多次下諭，宣諭重農務農的重要性，責令督、撫、州縣官員課勸農桑，發展農業生產。他還采取了勸農的具體措施，就是減糧免科，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刺激務農者的積極性。就在他即位之後不久，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史貽直上疏說：“荒地難於報墾”，請將永壽縣原報“缺荒地”二千零五十四頃，以四畝五畝折征一畝，折地四百五十七頃，照五等地糧科征；淳化縣原報“缺荒可墾地”一千三百零九頃，以四畝五畝折合一畝，折地二百七十九頃，“俱照鐵地科征”；澄城縣原報缺荒可墾地七百一十二頃，照下下地科糧；陽縣原報缺荒可墾地一千三百三十七頃，以三等地減作五等、以五等地減作七等征收稅糧。戶部議複，乾隆帝批準其議。《清高宗實錄》卷8，頁20、21.這六七千頃荒地大量減收國賦，定會促使人們踴躍將其開墾成熟。
影響更大的是乾隆五年七月的一道上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特下開墾閑地減糧免科之諭。他諭“命開墾閑曠地土”說：
“從來野無曠土，則民食益裕。即使地屬畸零，亦物產所資，民間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鬥之儲，乃往往任其閑曠，不肯致力者，或因報墾則必升科，或因承種易滋爭訟，以致愚民退縮不前。前有臣工條奏及此者，部臣從國家惟正之供，無不賦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議準行。朕思則壤成賦，固有常經，但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亦當籌劃變通之計。向聞邊省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閑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雜植，即使科糧納賦，亦屬甚微，而民夷隨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資口食。即內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段者，亦頗有之，皆聽其閑棄，殊為可惜。用是特降諭旨，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嗣後悉聽該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處，各省督撫悉心定議具奏，務令民沾實惠，吏鮮阻撓，以副朕子惠元元之至意。”《清高宗實錄》卷123，頁22、23.
各省督撫遵旨議奏，戶部複議，經帝批準，製定了下列規定：“悉聽民間墾種”，免征賦糧的土地有：直隸零星地土數量在二畝以下，不成段者；山東中則以上不及一畝、下則一畝以外之山頭地角及河濱溪畔地；山西開墾十畝以下為數畸零不成段之瘠薄下地；河南不及一畝之上等地，不及五畝之中等地(山坡上嶺，土薄力微，收獲無多)；江蘇未墾之山頭地角磽瘠荒地，不成段之溝畔田埂畸零隙地；安徽畸零不成段之一畝以下的水田和二畝以下的旱田；山西二畝以下之山頭地角地，山嶺水涯高低不齊坍漲不一之地；福建不及一畝之奇零田地；浙江臨溪傍崖零星不成段之磽瘠地；湖北隻能種雜糧、植樹之山頭地角磽瘠地，旱地不及二畝，水田不足一畝；湖南畸零土地，種稻不及一畝、種雜糧不及二畝之溪澗高灘地；陝西、甘肅之山頭地角地；四川不及五分之上田、中田，不足一畝之下田上地、中地，山頭地角間石雜砂之瘠地(不論頃畝)；廣東之山梁崗地；廣西上則、中則水田一畝以下旱田三畝以下；雲南砂石磽瘠水耨火耕地；貴州山頭地角畸零土地。山西、河南等省開墾地畝較多者，減則納租。這道開墾閑地免征、減賦的上諭及其具體規定，對促進閑曠土地的開墾，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需專門講述的是，乾隆帝對台灣的開發，從田賦丁銀的征收上，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照顧。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他特下減台灣丁銀之諭說：“朕愛養元元，凡內地百姓，與海外番民，皆一視同仁，輕徭薄賦，使之各得其所。”聞聽台灣丁銀，每丁征銀四錢七分，加上火耗，達五錢餘，比內地丁銀增加一二倍。著將台灣四縣丁銀照內地例“酌中減則”，每丁征銀二錢，“以紓民力”，“永著為例”。《清高宗實錄》卷24，頁7.二年正月初五日，他又諭告總理事務王大臣，令減台灣“番餉”及澎湖、淡水二廳丁銀。他宣諭說：以往台灣丁銀重於內地，已經減征。現聞“台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每年輸納“番餉”，按丁征收，有多至二兩、一兩餘及五六錢者，“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無歧視”，所輸“番餉”，即係百姓丁銀，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減。澎湖廳、淡防廳之額編人丁，原每丁征銀四錢餘，著照台灣四縣之例減征。
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又免台灣、鳳山等廳縣額征社餉並粟石折價錢八千四百餘兩，免各社鹿皮折價銀一百餘兩，減征台屬各縣“廳番地貼”餉銀一半。六年五月十四日，乾隆帝再下恩諭，以台灣上年缺雨現今米貴，而蠲免台灣縣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未完人丁正雜錢糧餉稅銀二千餘兩、未完供粟四萬三千餘石，免鳳山縣三年未完錢糧七百餘兩和供粟五千餘石，免諸羅縣未完供粟二千六百餘石及官莊銀四百餘兩，使海疆百姓共受蠲賦之益。
乾隆九年，台灣田賦製度作了重大調整。台灣統一於清之前，南明鄭成功父子執政時，上田一甲(折合內地十一畝三分餘)征賦粟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鬥，下田十石零二鬥。康熙二十三年改為上田一甲征粟八石八鬥，中田七石四鬥。雍正九年規定，自雍正七年以後新墾田園及自報升科者，改照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下沙則地納賦，上田一甲納粟一石七鬥五升，上園一甲一石七鬥一升，中下田園遞減。此後，戶部認為，這一規定“科則過輕”，奏請按照台灣舊額(上田一甲八石八鬥)輸納。乾隆帝於九年下詔，否定其議說：“朕念台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以昭優恤”，除從前(指雍正七年以前)開墾田園照依舊額不減外，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照原定之同安下則地科征(即上田一甲一石七鬥五升)，從現在起，新墾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照同安縣則例，分別以上、中、下則定額征收，“俾台民輸納寬舒，以昭加惠邊方之至意”。《清文獻通考》卷4；範鹹：乾隆《台灣府誌》卷4，《賦役一》。隨即具體規定，上田一甲征粟二石七鬥四升，中田二石零八升，下田一石七鬥五升，上園一甲二石零八升，中園一石七鬥五升，下園一石七鬥一升六合。這個規定，一直延續到晚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