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所說征收“薄賦”以“加惠邊方”，並非誇張之詞，亦非一般聖諭之陳詞濫調，確係實情之表述。雖然台灣按同安縣則例一樣輸納，但台灣土地肥沃，水利發達，產量遠遠高於同安縣。康熙末年，台灣縣新墾之地，因其土肥，一甲之田，“上者出粟六七十石，最下者亦三四十石”。陳文達：康熙《台灣縣誌》卷7，《賦役誌》。在彰化縣、淡水廳，“田皆近溪，一年兩熟，約計一甲田可收穀四五十至七八十石不等，豐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餘石”。《台灣彙錄》甲集，《大學士阿桂奏台灣叛產入官酌定章程折》。雍正十年彰化縣一張地契載明，佃人李恩仁、賴束、李祿亭、梁學俊等租墾業戶李朝榮之荒地，言定“成田之日，限定經丈八十五石滿鬥為一甲，每一甲經租八石”。《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二章一節第三號。台灣一甲田相當於內地十一畝三分。上田一甲收穀七八十石至一百餘石，姑按八十石計算，僅納國賦粟二石七鬥四升，業戶(地主、自耕農)有上田一甲，每年可收入粟七八十石，十甲為七八百石。可見，台灣田賦確係“薄賦”，這對促進台灣的開發和農業生產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二、大賑災民興修水利。
乾隆皇帝弘曆不愧為名君，對賑災之事十分重視。乾隆四年四月初七日，他特下一道禁止地方官員匿災不報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
“朕禦極以來，仰體皇考誠求保赤視民如傷之至意，廣谘博訪，庶幾民瘼得以上聞。至於水旱災荒，尤關百姓之身命，更屬朕心之所急欲聞知而速為經理補救者，是以數年中頒發諭旨，不可勝數，務令督撫藩臬等飛章陳奏，不許稽遲，亦不許以重為輕，絲毫粉飾，倘或隱匿不陳，或言之不盡，朕從他處訪聞，必將該督撫等加以嚴譴。蓋年歲豐歉，本有不齊之數，惟遇災而懼，盡人事以挽之，自然感召天和，轉禍為福，若稍存諱災之心，上下相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孜孜不怠，惟恐民隱不能上達，即天下想亦洞悉朕心矣。……夫民瘼所關，乃國家第一要務，用是特頒諭旨，通行宣示，嗣後督撫等，若有匿災不報，或刪減分數，不據實在情形者，經朕訪聞，或被科道糾參，必嚴加議處，不少寬貸。該部即遵諭行。”《清高宗實錄》卷90，頁10、11.
他還曾多次講道：“國家之正供，原出於閭閻，今地方被災，應行賑恤，以取之於民者用之於民，是屬理之當然，雖多何所吝惜。”《清高宗實錄》卷175，頁2、3.
乾隆帝所說“水旱災荒，尤關百姓之身命”，係其急欲聞知速為賑救之大事，為此，大發帑銀，以取之於民者用之於民，其言可嘉，其行應讚。縱觀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曆史，賑災次數之多、範圍之廣、規模之大、發放銀米數量之巨，乾隆帝可謂曆代帝君之魁。此非空論，有大量事實為證，姑取數例。
乾隆元年，乾隆帝下諭：地方發生水旱災荒，其勘察戶口造具冊籍，皆由胥役吏保經手，他們所需飯食舟車紙張等費用，皆“派累民間”，甚至還需索於災民，擾得民間不得安寧。從今以後，飯食等項用費，均“動用存公銀兩”，不許“絲毫派累地方”。三年，他因省府州縣各學貧寒書生領銀有限，一遇歉歲，“不能自給，往往不免饑餒”，“深可憫念”，令今後每逢受災發賑之時，飭教官開具貧生名籍，送地方官核實，於存公銀兩內發給銀米，資其飲食。四年正月初五日，因上年江南地方“收成歉薄，民食維艱”，他“宵旰焦勞，多方籌劃，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於當日連下兩道上諭，命存留江蘇漕糧數十萬石，“以備接濟平糶之用”。原來戶部與江南督撫議定，極貧之戶，賑四個月，次貧賑三月，又次貧賑二月，現今改為，下江地方極貧之民加賑一月，上江歉收更為嚴重，將被災五分以上的州縣之極貧、次貧民人加賑一月，被災四分以下州縣加賑極貧之民一月。《清高宗實錄》卷84，頁5、6.
乾隆三十年以前，災情最重費銀最多的，是七年江蘇、安徽二省的水災。七年六、七、八月，江南黃河、淮河同時漲水，“水勢漫溢，甚於往時”，江蘇、安徽的江、海、淮、徐、鳳、潁、揚、泗等府所轄五十餘州縣災情嚴重，揚州“民間自中人之家，以至極貧之戶，皆流離四散”。安徽鳳陽府、泗州、潁州所屬州縣災民多達二百二十餘萬人，江蘇更倍於此數。乾隆帝聞悉揚州災情，十分著急，立諭督撫說：“似此情形，實非尋常被災可比，朕心深為軫惻”。他責令督撫“不得拘於常例，務須多方設法，竭力拯救，使災黎稍可資生”，水退之後，定要“倍加撫綏，俾得安其故業，毋致失所”。②《清高宗實錄》卷172，頁4、5，32.他除了下諭免除被水州縣本年額賦以外，又特派直隸總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學健為欽差大臣，前往江南，“辦理賑恤水利事務”。八月十一日，因鳳陽等十九州縣“於積困之餘，又罹災患，非加恩於常格之外，不足以拯阽危”，他諭命除照定例應賑月份以外，加賑二月三月。②。
乾隆帝先後頒發數十道諭旨，諭令大學士、江南督撫和漕運總督、河道總督籌撥銀米，賑濟災民，排泄洪水，興修水利。八月，發賑銀二百五十餘萬兩救濟災民。九月初一日，他下諭給大學士說：江南淮安、徐州、鳳陽、潁州等處，“今年被水甚重，民人困苦，朕宵旰憂勞，百端籌劃，為養民裕食之計”。江南賑濟，“需米正多”，兩江總督德沛、江蘇巡撫陳大受已將江南各州縣倉穀三十萬石及淮安府、徐州等處存穀二十四萬石撥為賑恤平糶之用，又借浙江倉糧十萬石，江蘇、安徽巡撫前又發銀十萬兩赴河南買麥，現令將山東截留漕米十萬石運送江南備用，再發山東登州貯穀六萬石海運至江淮，不知能否足用？需米若幹，命德沛、陳大受、張楷(安徽巡撫)通盤計算，具折速奏。《清高宗實錄》卷174，頁1、2.九月十六日他又下諭說：江南被水，“需費浩繁”，已陸續撥下江藩、糧、鹽三庫存銀九十四萬兩，米穀一百十一餘萬石，上江藩庫存銀八十餘萬兩，米穀一百二十萬石，今年鹽課存庫銀一百三十萬兩，以及本年運京漕糧酌量存留，兩省現存銀米五百餘萬，因“賑恤之務，必須接濟”，“期於充裕”，令鄰省再撥銀一百萬兩，備明春之用。此後繼續增撥，合計江蘇所屬二十九州縣衛共發給災民米一百五十六萬餘石，銀五百零五萬餘兩，安徽所屬二十四州縣賑銀二百三十三萬餘石，米八十三萬餘石，總計用銀一千餘萬兩，賑濟災民七八百萬人。《清高宗實錄》卷175，頁1、2、29；《清文獻通考》卷46.此時，江蘇在冊民田為六十八萬餘頃，征賦銀三百三十餘萬兩、糧二百一十餘萬石，安徽民田三十餘萬頃，征賦銀一百六十餘萬兩、糧八十餘萬石，合計約為銀七百萬兩左右，而此次賑銀一千餘萬兩，為二省額征賦銀一倍半，可見，乾隆帝之所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並非虛談。
乾隆皇帝還因有些災民流往他省，而責令所在地方官員妥善安頓。他於八月十五日下諭說：今年上下兩江“水災甚重”，“朕宵旰憂勞，百端籌劃，以拯吾民之困厄”。但思此等窮民攜家四出覓食於鄰省鄰郡者“亦複不少”，著江南、河南、山東、江西、湖廣等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員，遇到江南災民，即隨地安頓留養，或借用寺廟，或蓋篷廠，“使有棲止之所”，計口授糧《清高宗實錄》卷172，頁37、38.。下旬，山東巡撫晏斯盛奏：江省被災流民，“就食來多，待哺甚急”，已飭令州縣官員查明，“每日計口給米，總期寧濫無遺”，並欲讓災民留養一段時間。乾隆帝讚其辦事得當說：“此奏與朕意符合，嘉悅覽之。”③《清高宗實錄》卷173，頁39，41.河南巡撫雅爾圖亦奏：上下兩江今年水災，“多有窮民就食豫省”，已動支公款，買米分設粥廠，每日計口散給，待其省水涸，即分別資送回籍。③ 。
不僅對赤地千裏一片汪洋的水旱災荒進行賑濟，就是對蟲災、地震、風災等災害，乾隆帝也同樣調撥大量銀米，賑濟災民。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甘肅、寧夏發生了大地震，十二月十三日再震，水湧新渠縣，寶豐縣城沉沒，寧夏“滿城官兵房屋盡皆坍塌”。乾隆帝於十二月初九日看到寧夏將軍阿魯的奏折，知道此事後，立即下諭，表示“朕心深為軫念”，責令將軍和州縣官員作速查明災民，“加恩賑恤”，“毋致一夫失所”。⑤《清高宗實錄》卷82，頁20，20、28、29.過了三天，十二日他又下諭說：續據阿魯奏報，此次“地動甚重，官署民房傾圮，兵民被傷身斃者甚多，文武官弁亦有傷損者，朕心甚為慘切”，著令兵部侍郎班第迅即前往，撥蘭州藩庫銀二十萬兩，對災民逐戶賑濟，“急為安頓，無使流離困苦”。⑤ 除了發放銀米外，他又豁免寧夏滿兵借支藩庫收拾軍器銀和應扣駝價銀一萬九千餘兩。因寧夏城塌，他下諭命迅速重修，隨即議定，寧夏滿城舊址低窪，難以重建，移於漢城之西十裏平湖橋之東南，漢城舊城單薄，改照滿城高厚之式，於舊址內收進二十丈建築，所圈民地，按戶給價，或撥換官地。被災滿漢官民五萬戶，除賜予房價外，因其器具多被損毀，每戶再賞銀一兩。到乾隆四年三月，用於賑濟寧夏災民及重建城池招集流移繕修民房，已撥帑銀數百萬兩。
乾隆帝痛恨匿災不報和救災不力的官員，予以申飭和處治。寧夏總兵楊大凱，地震之時，總兵大印皆未保存住，被火燒掉，震後又“怠忽殊甚”，帝立命將其交部嚴加議處，另委新總兵。《清高宗實錄》卷83，頁41，42.甘肅巡撫元展成延緩行期，未立赴寧夏辦賑，斥其“尚在睡夢之中”，難“稱封疆之任”。②《清高宗實錄》卷83，頁42，41.對於敢於任事為民減苦的賢能官員，他則嘉獎備至。以大學士兼川陝總督查郎阿得知寧夏地震，立即從西安“星馳前往”，比駐地更近的巡撫元展成早動身早到達，他甚為稱讚，嘉其“聞報即前往，甚屬可嘉”。②山東平度州知州顏希深，因州遭大水，城幾盡沒，“災民嗷嗷，流冗載道”，其母聞之惻然，命發倉粟盡數賑饑，“民賴以蘇”。上司以其擅動倉穀，奏劾其過，欲革其官。乾隆帝覽疏大怒說：“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宜保反劾，何以示勸。”立擢顏希深為知府，賜其母三品封。⑥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7，《顏中丞母發倉粟賑饑》。顏希深後官至巡撫，子檢任直隸總督，孫伯燾為閩浙總督。原寧夏提督俞益謨之子武生俞汝亮，捐製錢二千串、銀一千兩、羊一百五十隻及當鋪內所存皮棉夾衣二千九百餘件，交予官府，以為災民賑饑禦寒之用，乾隆帝嘉其“念切災傷，好善樂施”，下諭授俞汝亮為守備。《清高宗實錄》卷85，頁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