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對於賑濟受災之民，確係異常重視，不吝銀米。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以江蘇常熟縣民朱思藻“因災望賑”而發怨言，乾隆帝特下諭旨，講述自己大發帑銀米穀賑救災民之事。他說：
“朕自即位以來，刻以愛民為念，偶遇地方荒歉，多方賑恤，惟恐一夫失所，此實上可以質之天、祖，而下可以對之黎庶者。即如上年命戶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項，凡用一百四十三萬，已不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米稱是。”《清高宗實錄》卷505，頁3；錢泳：《履園叢話》卷17、《孽報》。
這段材料，是很有說服力的。乾隆帝效法皇祖康熙帝，大力賑濟災民，對減少軍民損失，恢複災區生產，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也受到了官民的稱讚。史稱其擢用顏希深後，“天下翕然，頌聖天子如天如神焉”。⑥ 此語雖不無誇揚聖德之意，但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乾隆帝十分重視興修河工防治水災，將“河工海防”視為“民生之最要”，先後撥銀萬萬兩，委任治河能臣稽璜、高斌、高晉等為河東河道總督、江南河道總督，大力興修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等省河工，成效顯著。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六下江南》。
第三節“天下業戶、佃戶，皆吾(帝)赤子”。
一、“勸減佃租”。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餘的乾隆皇帝弘曆，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
“治天下之道，莫先於愛民。愛民之道，以減賦蠲租為首務也。惟是輸納錢糧，多由業戶，則蠲免之典，大概業戶邀恩者居多，彼無業貧民，終歲勤動，按產輸糧，未被國家之恩澤，尚非公溥之義。若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徒滋紛擾，然業戶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戶，亦未為不可。近聞江南已有向義樂輸之業戶，情願捐免佃戶之租者，閭閻興仁讓之風，朕實嘉悅。其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減彼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使耕作貧民，有餘糧以贍妻子。若有素豐業戶，能善體此意，加惠佃戶者，則酌量獎賞之，其不願者聽之，亦不得勉強從事，此非捐修公項之比。有司當善體朕意，虛心開導，以興仁讓而均惠澤，若彼刁頑佃戶，借此觀望遷延，則仍治以抗租之罪。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清高宗實錄》卷9，頁2、3、4.
這道諭旨十分重要，可以說是乾隆帝處理主佃減租之事的基本文件，雖然後來有時小有修改，但大體上乾隆年間是以此為據的，而且還延續到嘉慶、道光以後，故需要略加分析。這道諭旨主要講了三個問題。其一，田土多為地主占有。在以農立國的當時，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占有的情況，是朝廷確定國策的基本依據之一，必須對其有一深刻的正確的了解。乾隆帝對此作了相當準確的高度概括，認為錢糧多由“業戶”輸納，蠲賦之時“業戶邀恩者居多”。聯係到後邊所言“無業貧民”，便可知曉，這是指的田土多為不事耕耘的地主占有。這一概括是符合當時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的，清初土地占有相對分散、自耕農相當多的局麵，到了乾隆年間，已因近百年激烈的土地兼並而一去不複返了，皇室、貴族、縉紳、富商、高利貸者集中了全國的大多數土地，自耕小農大批破產，出賣祖業，租種原田，淪為佃農。詳見拙著《清代租佃製研究》。
其二，蠲賦之時不減佃租。乾隆帝所說“無業貧民終歲勤動，按產輸糧，未被國家之恩澤”，是蠲賦之時地主多不減佃租之情的真實寫照。從後麵的論述及所引的史料可以看出，乾隆帝的這一概括，又是與實際情形相當吻合的。
其三，是勸減而非令減。雖然知悉貧苦佃農不能分享蠲賦之益，但乾隆帝仍僅隻責成地方官員“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減租，而不硬性規定必按蠲賦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這樣的精神，這樣的規定，不會對促使業主減租產生強烈的影響。既然是勸減，不是強迫減租，業主完全可以自行其是不減佃租。當然，會有一些田多家富的“業戶”，欲圖博取皇上的歡心，戴上善人的桂冠，而“加惠佃戶”，以求朝廷恩賞，也會有一些中小地主懾於佃農抗租鬥爭的威力，於災荒之時，酌減租穀租銀，但前者畢竟為數極少，而後者又與此旨沒有什麼關係。因此，盡管乾隆帝強調“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欲讓佃戶也沾蠲賦之恩，但實際情形卻遠非如此，廣大貧苦佃農很難從這道聖諭中得到什麼好處。
乾隆帝此諭，對其皇祖之旨來說，是一個倒退。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兵科給事中高遐昌奏稱：凡遇蠲免錢糧之年，請將佃戶田租亦酌量蠲免，著為例。康熙帝諭大學士：“蠲免錢糧，但及業主，而佃戶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應稍寬。但山東、江南田畝，多令佃戶耕種，牛種皆出自業主，若免租過多，又虧業主，必均平無偏，乃為有益。此本著交部議。”戶部遵旨議複：嗣後凡遇蠲免錢糧，合計分數，業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永著為例。帝從其議。《清聖祖實錄》卷244，頁12、13.本來業、佃分免已“永著為例”，可是乾隆帝即位卻下了一道“勸減佃租”之諭，顯然在此問題上倒退了。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諭告總理事務王大臣：自京師至易州，共經過七個州縣，“民人供應差役，急公可嘉”，已降旨將此七州縣本年錢糧全部蠲免，“並曉諭業戶等，酌寬佃人租糧，使伊等同沾恩澤”。今思尚有佃種入官田土的窮民，亦當加恩優恤，著將本年官地佃戶租銀，“照定例每一錢者，寬免三分”。《清高宗實錄》卷31，頁10.
對於帝之“勸減佃租”諭旨，一些官員並不讚同，他們提出了硬性規定減租分數的建議。五年六月初九日，河南巡撫雅爾圖上疏，奏請製定交租之例，“以恤貧民”。他奏稱：“豫省佃戶，均係貧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寬厚者少，往往於被災年分，照常征租，窮民無所出，有賣男鬻女以？租者。請酌定章程，如被災五分，則收成止五分，自應止收五分之租，被災六分，則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災十分，租息自應全免。”④《清高宗實錄》卷118，頁16，16.
乾隆帝讀過此疏後，表示讚同，批示說：“著照所請行。至各省可否照此辦理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④ 本來這是一次改進處理主佃租務糾紛辦法的好機會，皇上皆已親自批準豫撫之請，並諭大學士、九卿商議可否推行於全國，硬性規定歉歲必讓田主減租，實即表示要否定五年前下的“勸減佃租”之諭，如果理政大臣能善體帝意，為佃民著想，為緩和主佃矛盾和促進農業生產考慮，就應予以推動，施行於全國，這會對發展、鞏固“康乾盛世”起相當大的作用。但是，此時的大學士是張廷玉、鄂爾泰、徐本、福敏、查郎阿、趙國麟，基本上是原來雍正帝任用之大臣，對佃民之利考慮很少，更著重於照顧業主的利益，遲遲未予複議。
不久，河南道監察禦史陳其凝上奏，反對豫撫的主張。他說：河南巡撫雅爾圖請定佃戶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竊謂天下之田地，佃種交租，不出於分收、交納之二法，雖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穀，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數交租，田主斷不能收租於分數之外，佃戶亦止肯交租於分數之中。業戶出田以養佃，佃戶力作以交租，民間交易，情可相通，若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製爭奪，勢必滋擾，請民田佃種，照舊交收，不必官為定例。”②《清高宗實錄》卷120，頁6，6.
陳其凝之言，純係詭辯。固然，豐收之歲業主不能收全租，歉收歲月照收成分數減租，此等事例，確實存在，而且有些地區還相當普遍，但另一方麵，豐年業主於全租之外另行科索，災荒歲月顆粒不減收取“鐵板租”之地主，亦不乏其人，兩種情況同時並存，基本上決定於主佃之間力量的對比。如果為佃民著想，為王朝的長治久安著想，官府當然應該幹預此事，製止豪橫業主虐佃行為，強製規定歉歲按收成分數減租。可是，戶部尚書等大臣，卻支持陳其凝之利於田主的主張，搬出五年前的聖諭，於閏六月初一複議此疏時奏稱：“該禦史所奏，似屬平允，請敕下各省督撫，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內諭旨，實力遵行，以杜紛擾”。更可惡的是，他們竟駁回了乾隆帝允準豫撫規定歉年減租的聖旨，要雅爾圖“勿得拘泥原議”，要他飭令州縣官員“加意撫綏勸勉，務使主佃相安，閭閻不擾”，實即給雅爾圖扣上滋生事端、造成主佃紛擾的罪名。當政大臣的如此議論，使乾隆帝收回了成命，同意戶部的意見，照舊執行“勸減佃租”的政策。②這些大臣目光短淺，氣度褊狹，拖住了皇上，使其在此事的處理上未能前進，按當時封建官員的說法，他們可算是使“聖德有虧”了。
繼河南巡撫雅爾圖之後主張規定災年和特恩蠲賦時減租的，還有給事中衛廷璞、禦史孫灝和山東學政李因培。李因培於十四年春奏稱：山東連遭荒歉，諭許積欠田賦分年帶征，此恩“僅及有田有糧之人，而貧者未能沾溉”，請於麥秋收獲之前，特頒諭旨，令撫臣廣行勸諭，“有田者將本年糧粒，與佃民平分，積年宿逋，不得一概追索”。乾隆帝閱過此疏後，於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下諭拒絕其議說：“佃民終歲勤動，固宜體恤”，“但有田之戶，經營業產，納糧供賦，亦圖自瞻身家，豈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著令州縣官善為開導，“使有田者好義樂從，佃民得沾惠濟”。《清高宗實錄》卷336，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