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雖行“勸減佃租”之策，不硬性規定業主必須減租，但對有些地方官員實行責令減租之法，以及民間通行的俗例，亦不加以製止，聽其自行其是。乾隆四年，兩江總督那蘇圖疏言災蠲時說：上下兩江(江蘇、安徽)上年被旱，蠲免錢糧，“向例計田派蠲”，現請改為征賦銀五兩以上者不免，止免五兩以下的“窮戶”。“至佃戶納租，向照免數量減”。乾隆帝對此習俗，沒有幹涉。《清高宗實錄》卷91，頁19.六年十月，吏部尚書、署兩江總督楊超曾奏稱：下江本年遭受水災，如到十一月中積水漸涸，閭閻不致凍餒，“則僅諭令業戶酌減租息”，若水未退，則請加賑。楊超曾要“諭令”業戶減租而不是勸減，顯然與帝之“勸減佃租”之諭相衝突，可說是違抗帝旨，罪狀不輕，但乾隆帝對此毫不介意，反而批示說：“所見甚是，屆期奏聞可也。”《清高宗實錄》卷153，頁24、25.
乾隆十年六月普免天下錢糧時，乾隆帝亦專門講到酌減佃租之事，下諭說：“有田之家，既邀蠲賦之恩，其承種之佃戶，亦應酌減租糧，使之均沾惠澤。著該督撫轉飭州縣官，善為勸諭，……一切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諭旨行。”《清高宗實錄》卷243，頁14.七月，江蘇巡撫陳大受呈報江蘇貫徹執行普蠲之旨的三條具體辦法，其第三條為減佃租：“吳中佃戶抗租，久成錮習，況業戶既邀恩免，頑佃尤得藉詞賴租，今酌議業戶收租，照蠲免之銀，酌減分數，如業戶邀免一兩者，應免佃戶五錢。”⑤《清高宗實錄》卷245，頁23，23.乾隆帝對此表示讚同，批示說：“所議尚屬留心，行之則仍在人耳。”⑤業主免賦銀一兩，佃農少交五錢租銀，這樣一來，主佃均平蒙受普蠲錢糧之恩，佃民確實可以得到一些實惠。
當然，此例之來，並非偶然，不是因為江蘇田主存心寬厚，而是由於佃農的長期鬥爭，“吳中佃戶抗租，久成錮習”，普蠲之諭自會成為他們援以為據進行合法抗租鬥爭的武器。巡撫陳大受在這一問題上比較明智，才采取了這種預防性的措施，欲圖避免佃農聯合抗租，破壞封建統治秩序。陳大受此舉，有其親身的經驗，四年前，他所管轄的太倉州的崇明縣，便爆發了老施二領導的大規模抗租鬥爭(詳後)。在此之後，崇明縣向化鎮佃農姚八等，又聯合反抗，欲減佃租，燒毀業戶房屋，拒捕毆傷官兵，太倉州知州隻好“傳集通縣糧戶，將本年收租數目，分別田土高下，定為上中下三則，酌減收租”，這才使“業佃允服，地方寧謐”。《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第36、37頁。就連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嚴厲打壓佃農抗租運動的江蘇巡撫陳弘謀，在其頒發的《業佃公平收租示》中，雖禁止佃農抗租，但也不得不宣布：業已批檄各州縣官，凡報蟲災者，官員“務即履畝親勘禾苗，在田勘明收成分數，傳諭業佃人等，按照所收分數完租。如因分數多少爭較者，即就田內所收，各半均分”。陳弘謀：《培遠堂偶存稿》卷45，頁25、26.乾隆帝對這些官員實行規定業主因災減租的辦法，亦未申斥其非，聽其自作主張。
由此看來，乾隆帝確曾想對佃戶施予恩惠，歉收歲月或蒙恩特蠲錢糧之時，欲圖使佃租有所減少，但由於環境的影響和當政大臣的反對，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隻實行了“勸減”而不是“令減”的政策，同時對地方官員采取責令田主按年成或特蠲而相應減收佃租的規定，亦予以默認。這對佃戶來說，尤其是對抗租鬥爭比較盛行的地區，還是略有補益的。
二、保護甘肅佃民的“永佃權”。
乾隆七年九月，甘肅巡撫黃廷桂上疏呈請維護甘肅佃戶的永佃權。他奏稱：
“甘省地處邊徼，從前土曠人稀，我朝定鼎以來，逃亡漸集。然開墾之始，小民畏懼差徭，必藉紳衿出名，報墾承種，自居佃戶，比歲交租，又恐地畝開熟，日後無憑，一朝見奪，複立永遠承耕不許奪佃團約為據。迨相傳數世，忘其所自，或租糧偶欠，或口角微嫌，業主子孫，既以奪田換佃，告官驅逐，而原佃之家，又以團約柄據，紛爭越控。臣查各省業主之田，出資財而認買，招力作以承耕，佃戶之去留，憑於業主，非若甘省佃戶，其祖父則芟刈草萊，辟治荒蕪，築土建莊，辛勤百倍，而子孫求為佃戶而不可得，實於情理未協。應請將當日墾荒之原佃子孫，止令業主收租，果有拖欠，告官押追，不許奪佃。倘立意抗欠糧租至三年者，方許呈明地方官，訊實驅逐，田歸業主。若業主貧乏，將田另售，契內注明，佃戶係原墾人之子孫，照舊承種，不許易佃。若業主子孫，有欲自種者，準將肥瘠地畝，各分一半，立明合同，報官存案，不得以業主另租與人，長佃戶告訐之風。”《清高宗實錄》卷175，頁19、20.
九月二十九日，戶部複議，請如其奏，乾隆帝同意，批準執行。
黃廷桂上述奏疏，講了不許甘肅地主奪田換佃的理由，請予製止。為什麼深受皇上信賴的二品封疆大臣會如此重視此事？為什麼皇上會親自閱疏處理佃民換佃與否問題？為什麼《清實錄》基本上將此洋洋四五百字收載入書？聯係當時實際，細加分析，才使人們恍然大悟，原來，田土換佃與否，初看起來，好像是瑣屑之事，值不得大僚過問，不應該驚動皇上，其實，此情並不簡單，它乃乾隆年間社會生活中的一大問題，能否正確處理，關係到千千萬萬佃戶的切身利益，也影響到地方安寧、農業發展和王朝的興盛，黃廷桂之上疏和乾隆帝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隨著土地兼並的激烈和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從康熙中葉以後起，地價、租額和押租就不斷上漲，乾隆年間已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地價之漲，前已簡言，現概述租額和押租之情。
除了分外科索以外，田主向佃戶征收的正額地租，形式多種多樣，北方多係主佃按一定比例(或對半，或四六成、三七成，也有主八佃二的)分收糧食，南方多係計畝(或計種子)收取一定數量的銀、米和雜糧，前者稱為分成租製，後者叫定額租製。姑以定額租為例，乾隆年間，正額租的數量已相當高，南方一畝田或播種子一鬥的田，租穀往往是一石，收二三石的也不少，最多的高達租穀八石四鬥。租額之高，不僅表現在地租的絕對數量上，也表現在它遠遠超過了生產力的水平。四川瀘州優龍鄉胡洪林，於乾隆二十五年佃種施金璽六石租的田，當年僅收獲四石九鬥穀子，全部交租尚且不足。
租額既高，而且乾隆年間還在不斷上漲。湖北黃崗縣小自耕農王紹昌，於乾隆十四年將田一鬥二升五合當予孫孟周，田仍由己佃種，言定當銀十兩，每年納租穀三石。十六年王又將田一鬥五升當予孫孟周，當價十二兩，年納租穀六石。乾隆十四年當出佃種之田，一鬥種交租穀二石四鬥，十六年當出之田，一鬥種交租穀四石，僅僅過了兩年，同一村莊同一典田佃種之人，後一塊田的租額就比前一塊田增加了二分之一。
造成租額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地主增租奪佃。地主為了多收地租，往往要將田土撤回，另換佃戶，增加租額。江西玉山縣鄧貴伯原來佃種鄧開章六畝地，年納田租四石，後新地主嚴公欲買得此田，以“欲起田自種”相要挾，逼得鄧貴伯托原中練長薑複初調處，“兩次加租一石五鬥，又出小耕銀二兩五錢”，地租增加了三分之一，方得繼續佃耕。四川瀘州袁浦將地一塊於乾隆四年交陽景先佃種，“每歲議租穀八石五鬥”，乾隆八年，袁浦將此地轉招劉朝萬佃種，“議租二十四石、隨租銀二十兩”。刑科題本，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四川巡撫紀山題。四年之內，這塊地的租額上漲了兩倍多，如果加上“隨租銀二十兩”，按通行利率三分計算，還要增加利穀好幾石。
與此同時，押租的數量也越來越大。押租，是農民向地主租地時，事先交付的一定數量的保證金，一旦欠租，地主便要以此扣抵，佃農退佃，如未欠租穀租銀，地主則如數退給佃戶。押租製起源於元明之際，到了乾隆時期，已經迅速發展，幾乎遍行於全國各省。押租的數額相當大，有的接近一年的正租，比較多的是為正租的二至三倍，有的還幾乎接近於地價。像湖北宜城縣監生楊國點，於乾隆二十五年將山田兩處招張起洪耕種，“議定押課錢一百千，課租四十三千。”刑科題本，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一日，管刑部事務劉統勳題。此田的押租為正租的二點三倍。
押租又是地主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或者準確一點說，收押租就是增加地租。雖然押租要退給佃戶，但在未退佃之前，錢在田主手裏，按江西寧都縣的流行辦法，佃戶承租時不能交足押租錢的，“照依銀數，每歲入息三分”，《民商事習慣調查錄》，第424頁。即每年佃農交一筆利銀。
押租額也在迅速上漲，許多地主為了提高押租而撤地另佃，或逼原佃增交押租。比如，安徽六安州九龍庵有廟田七石，於乾隆二十一年批與張南訛耕種，收押租錢二十兩，到三十年，轉招朱廣文承佃，押租銀為四十兩。九年之內，押租漲了一倍，四十兩押租銀按年息三分計，可得利銀十二兩。又如，湖南衡山縣劉毅士，以八百五十兩銀買寺僧攸月私田五石，租與伍添吉種，得押租銀二百三十兩，平均每石四十六兩，每年還收租穀五十石。過了七年，劉毅士將此田抽出三石，另招聶孔言佃耕，收押租銀一百八十兩，平均每石六十兩，押租漲了三分之一。劉毅士所收全部押租銀二百七十兩，如每年借貸與人，按法定利息三分計，可得利銀八十餘兩，能買穀一百二三十石，超過正額租穀五十石二三倍，或者說，劉又可多收租穀一百二三十石。
正是由於地租正額和押租銀不斷上漲，撤田另佃會給業主帶來更多的收入，因此清代前期，地主增租奪佃之惡習遍及全國，不管是多年承耕的老佃戶，還是從未欠租的良佃，或者是披荊斬棘自費工本開墾成田的原佃，地主都不念其情，而惟知圖利，將其趕走，奪田另佃，主佃為此爭論互毆，直至鬧出人命案子，層出不窮。
弄清這些情況後，便可知曉黃廷桂奏疏之可貴和乾隆帝之明智了。黃廷桂奏準，從此以後，甘肅墾地成熟的老佃戶，子子孫孫擁有永遠耕種其地納租的權利，不許地主奪佃，業主若將此地賣出，新業主不得換佃。老佃戶獲得了永佃權，而且是經過國家認可，取得了合法地位，這對保障老佃戶的經濟利益起了重大的作用。這樣一來，對促進老佃戶增加投資，興辦水利，改進技術，提高產量，發展甘肅農業生產，也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並對減少主佃糾紛，保持地方安寧，亦會起積極的作用。它對促進其他省份佃農爭取永佃權的鬥爭，也大有裨益。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一條利於佃戶、利於人民、也利於國家的好法例，乾隆帝所說愛恤佃戶如同赤子的言論，在此事上有了一定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