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佃相爭“以凡論處”。
由於農民階級長期進行反對封建剝削製度鬥爭的強大威力，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有所鬆弛。清朝初年，一些頗有見識的官員提出了減輕地主對佃農的人身奴役的意見，建議不許欺壓佃民為奴。康熙帝於康熙二十年降旨，命戶部通令，禁止紳衿大戶將佃農“欺壓為奴”，“隨田轉賣”，“勒令服役”，“如有將佃戶窮民欺壓為奴等情，各該督撫即行參劾”。《大清律例通考》卷27.雍正五年，河南巡撫田文鏡以豫省紳衿地主橫行不法，壓佃為奴，私刑拷打，欺侮婦女，地方官員徇私舞弊，包庇紳衿，奏請嚴禁。雍正帝頒布了禁止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和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的法令。《清文獻通考》卷197.從此以後，佃戶與沒有爵位官銜不是貴族、大臣的一般平民地主發生爭執之時，官府判案，往往皆是“以凡論處”，即雙方都是“凡人”、“平民”，在法律麵前是同等身份之人。
在這一重要問題上，乾隆帝繼承了皇祖、皇父的方針，並有所發揚，不止一次地強調：“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每當涉及業主、佃農相互爭執的時候，他都基本上依法裁處，以凡相論。
乾隆年間，許多豪橫紳衿地主倚勢仗財，橫行鄉裏，欺淩佃農，非法虐民。比如，江蘇奉賢縣監生金鼎綬弟兄二人及其孀嫂，田連阡陌，佃戶眾多。佃戶認耕金宅田土時，一般都立有佃票。佃戶王武京便立了兩張認佃的佃票：“立認佃票王武京，為因無田布種，央中認到金宅田一則，言過每年還租三石六鬥整。乾隆十七年正月，立認佃票王武京，中莊錫範。”另一票為：“立認佃票王武京，為因無田耕種，央中認到金宅田一則，言過每年還租六鬥整。乾隆十八年二月，立認佃票王武京，中莊錫範。”刑科題本，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管刑部事劉統勳題。
這兩張佃票，十分簡單，隻有正額地租數目，沒有節鴨、席桌等額外盤剝，沒有送河運倉的苛求，看不出主佃雙方有高低之分貴賤之別，但是，從下述案件看，實際上地主對佃農卻施予野蠻殺害。金鼎綬弟兄在江蘇華亭、奉賢二縣有很多土地，托堂叔金勝章收取田租。“因各佃欠租不還”，金勝章以侄兒名義，“開具佃欠”，赴鬆江府管糧通判衙門控官追欠，“以糧從租辦，抗租正以誤漕等語”，促使管糧通判宋聖選同意，發下官票，遣役王寧“督保催完”。王寧因欠租佃戶太多，帶妻舅顧英協催，陸續收齊幾家佃戶的欠租，到了金家，金勝章給王寧、顧英三千五百文錢(約可買米三石)，作為“船錢盤費”。此時，欠租佃戶華鳴九、顧四觀來田主家算租，顧英“因已受錢，即為出力”，用私自帶來的鐵鏈，“將二人對鎖”。金勝章欲帶華鳴九等人“上城催比，並即順道討租”，金鼎綬欲往南橋親戚家送嫁，遂分坐二船，一同出發。路上，金勝章見到佃戶唐文元、何大觀、張二觀，“索租不還”，即令家人徐元用船上鎖掛跳板的鐵鏈，將唐文元三人“鎖於船內”。不久，又遇到“積欠舊租”的王武京，金鼎綬向其索討，“必欲清還”。金勝章將王武京帶入船內，怕其逃跑，將王與張二觀對鎖。時值隆冬，王武京“在船受寒”，“凍餓交迫”，又氣又怒，發病死去。②刑科題本，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管刑部事劉統勳題。
案發到官，江蘇巡撫明德題報，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劉統勳，會同吏部、戶部、都察院、大理寺遵旨複議後，作出下列建議：將金勝章按“威力製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金鼎綬，革去監生，杖八十；廳差王寧，杖一百，枷號一個月，革役；顧英，杖九十，枷號二十五日，所得贓錢照追入官；王武京已死，所欠租糧免追，其田聽其弟、子“照舊佃種還租”；鬆江府管糧通判宋聖選“失察衙役、白役”，罰俸一年半。乾隆帝批示：“金勝章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如議。”②。
金鼎綬是大地主，又是監生，王武京等人是貧苦佃農，雙方在社會上，地位是大為懸殊的，何況王武京等確實欠下田租，而皇上一向是不許佃農抗租的(詳後)，但是，一旦出了人命案子，佃農被鎖在船上凍餒而死，乾隆皇帝可就貫徹執行他所說“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的方針了，將雙方皆視為“凡人”、“平民”，依法“以凡論處”，將凶犯金勝章正法，杖責金鼎綬，罰失察官員之俸。不僅此案，其他主佃爭執之案，亦根據事實、是非，依法論處。總觀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乾隆朝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的五萬八千餘件檔案，主佃之間的糾紛，刑部等衙門將業主和佃戶均視為“凡人”，依法同等判處，乾隆帝對此皆批示同意。這就十分有力地證明，出現人命案子時，乾隆帝基本上是將“業戶”、“佃戶”同等視為“凡人”按法論處的。
四、懲治“刁佃”禁止抗租。
自稱愛恤佃民如赤子的乾隆皇帝，當貧苦佃民遭受災害難以維生之時，便下諭施放銀米，進行賑濟。乾隆四年七月，山東布政使黃叔琳奏：菏澤等六州縣發生水災，已予賑濟。過去“佃種之戶，因田主力能照管，是以例不予賑。今被水戶口，佃戶居多，田主自顧不暇，勢難贍及佃人，茲值災黎望救之時，似應查明田主無力、乏食之佃戶，一體賑濟”。乾隆帝讚同此議，批示說：“所見甚是。但須查察明確，使災黎得受實惠，雖費千萬，朕亦不惜。若不能使民受賑恤之益，而徒飽吏胥，則升鬥亦不可耳。”《清高宗實錄》卷97，頁26.
二十二年七月，河南布政使劉奏陳撫恤貧窮佃戶的三項辦法。一是過去遇逢災荒之後，官府出借耕牛種子予民，恢複生產，但“佃戶概不準借”，業戶田至二頃以上，亦不準借。歸德府所屬州縣，土地瘠薄，“雖有田至三五頃，抑或窮乏，不能辦給牛種，輒至拋荒”。應查明各縣業已拋荒但尚可耕種之地，如係鄉紳富戶，令其自備耕牛種子給予佃戶，若雖“田有多頃，實係貧乏”的業戶，則官府酌量借予“牛具銀兩”，“押令買牛招佃”，其籽種口糧，亦查明酌借，責令業主領取，屆期還予官府。二是“佃戶一切牛種，悉仰給予業主”，而業主常“先將牛種計息取償”，實屬過為刻薄，請予禁止。三是請遇災荒之時，“官為酌定租數”。乾隆帝命河南巡撫胡寶“留心體察，奏聞辦理”。胡奏稱，一、二兩項，可依其議，第三項官方規定收租分數，“徒滋繁擾”，“毋庸議及”。乾隆帝批示：“如所議行。”《清高宗實錄》卷543，頁38.
雖然乾隆帝對佃民確是有所“撫恤”，但在涉及主佃關係的一個根本問題即佃農抗租不交時，他的“愛恤”之意，便全部化為烏有，這位自詡為視佃為赤子的文雅明君，一下子就變成為殺氣騰騰嚴禁抗租的粗魯之帝。乾隆六年六七月，江蘇太倉州崇明縣“風雨過多，並未成災”，佃戶老施二“輒起意賴租”，向顧七、張三、徐龍、倪七、何九等倡議，“聲言不必還租，打逐業戶”。田主黃申遣侄黃錫廷帶領家人，於八月“赴鄉看田議租”，老施二之子小施二“首先聲喊阻議”，約集眾佃拾泥擲打收租家人。黃申控於縣官，縣令差派衙役，將佃戶小施二、黃七拘押於保正李孟儒家。老施二率領眾佃，先後燒掉田主黃申的租房和保正之屋，救出小施二、黃七，並鼓動罷市。老施二與顧七“創寫傳帖底稿”，找人幫同抄錄，率領佃民上千人來到鎮上，“遍貼傳帖”。“老施二以布裙為旗，小施二鳴鑼，喊逼各店關閉，鎮民被逼罷市。”官府發兵驅趕，擒獲老施二等為首之人。署江蘇巡撫陳大受題報，刑部等衙門複審，擬將老施二處以“斬監候，秋後處決”，顧七、小施二等分別充軍、枷責，逃脫之徐寶等人，“作速飭緝”，“各犯所欠租息，均照該年分數一體清還”。《清高宗實錄》卷153頁，23；《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第30頁。乾隆帝閱讀陳大受第一次呈報“老施二等糾眾搶劫設法辦理”的奏疏後，於十月二十四日批示：“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實犯奏聞。”③《清高宗實錄》卷153，頁23，23.吏部尚書署兩江總督楊超曾亦就此事上奏：“崇明被災地方，多有土棍捏災為名，結黨聚眾，不許還租，刁風實不可長，現在切實嚴拿。”乾隆帝批示：“是。告之新督臣，令其速催務獲可也。”③十年七月十八日刑部題報案情及處理意見後，乾隆帝於七月二十日批示：“老施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第31―33頁。
為什麼乾隆帝會采取如此嚴厲打壓抗租佃民的政策？從其下達的兩道諭旨，也許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他這樣做的真實原因。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他下諭給軍機大臣，講述不能硬性規定田主減租的原因時說：
“佃民終歲勤動，固宜體恤。……但有田之戶，經營業戶，納糧供賦，亦圖自贍身家，豈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況佃民多屬貧聊無賴，其中賢否不一，豐收之歲，尚不免淩其業戶，抗負租息。今若明降諭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飭遵，在田主既不能強以必從，而頑佃更得借端抗欠，甚至紛爭鬥毆，獄訟繁興，……刁風由茲漸長，不可不為遠憂也。”《清高宗實錄》卷336，頁16、17.
另一旨是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他頒下的“命督撫訓飭刁風”之諭。其諭說：
“據福建提督武進升折奏：汀州府上杭縣，因蠲免錢糧，鄉民欲將所納業戶田租，四六均分。有土棍羅日光、羅日照等，聚眾械毆業主，及至地方官弁，撥差兵役拘攝，複敢聚眾拒捕，等語。朕普免天下錢糧，原期損上益下，與民休息，至佃戶應交業主田租，……其減與不減，應聽業主酌量，即功令亦難繩以定程也，豈有任佃戶自減額數抗不交租之理。……羅日光等借減租起釁，逞凶不法，此風漸不可長，著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凶頑，毋得疏縱。……各該督撫，遵奉此諭，通行出示曉諭之。”《清高宗實錄》卷273，頁26、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