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道諭旨，講了不少應當嚴禁佃戶抗租的理由，但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條帶有根本性的理由是，田主“經營產業，納糧供賦，亦圖自贍身家”。這一點，他的臣仆講得更為明顯。江蘇巡撫陳弘謀在其頒布的《業佃公平收租示》中著重指出：“朝廷賦糧出於田租，業主置田原為收租，佃不還租，糧從何出？在業主豈甘棄置不取，而江南百餘萬石漕糧，非租將何完納？”陳弘謀：《培遠堂偶存稿》卷45，頁25―36.一位江陰縣令出的《嚴禁頑佃抗租告示》，亦持同樣論點，強調說：“糧從租辦，普天同例。”《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第28頁。皇上、巡撫、知縣一個腔調，把禁止抗租的基本原因和問題的實質，講得非常清楚。占朝廷每年總收入三分之二以上的約三千萬兩白銀的田賦，主要是來自於田主的地租，每年各省運到北京，供帝、王、將、相、後、妃、公主、夫人、文武大臣和八旗兵丁食用的四百萬石白米，也多係由田主租倉中提供，如果佃農抗不交租，朝廷正供從何而來，皇上禦膳和眾多佳宴從何而開？田主於朝廷有此難以抹殺的大功，皇帝焉能對其漠然視之，更不能聽任“貧聊無賴”之“刁佃”斷絕天子的財源，毀掉國家的經濟基礎，因此，不僅是乾隆帝，就是其皇父、皇祖乃至其他君主，都對此事持同樣的態度，都要對抗不交租的佃農嚴厲懲罰。
另一同樣重要的理由是“刁風不可長”，“王法”不可違。佃民聚眾抗租，不僅影響了田賦的征收和國庫的收入，而且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破壞了王法，若不製止，發展下去，必然要衝擊封建土地所有製(佃不交租，就意味著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土地)，最後有可能走上和官府直接對抗的道路。此非虛測，有事實為證。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江蘇太倉州崇明縣向化鎮遭遇風潮，“禾稻棉花有損”，佃農施受等“起意賴租”，寫好“免租稿”，“商謀密約傳布”。十月，田主黃蘭遣家人黃仁到鄉下收租，施受等“議欲減租”，黃仁不允，“眾佃爭嚷”，將其主房二間燒毀。縣役王如等趕來，拿下姚八等六人。縣丞馮紹立、守備曹文元聞報，分別領人往拿其餘抗租的佃戶，姚受等“拒捕”，趕逐縣差，毆傷差役徐春三人，打傷兵丁，並用竹竿“將縣丞轎圍戳破”，又“混戳守備馬匹”。
十一月十五日，乾隆帝知悉此事後，諭軍機大臣：“據施廷專奏：崇明縣刁佃抗租，燒毀草房，經該縣及營弁等查拿，有鄉民聚眾拒捕，毆傷差役兵丁，……等語。刁民藉詞抗租，已幹嚴禁，乃於官弁查拿時，輒敢夥聚多人，執持竹篙拒捕，毆傷兵役，尤屬凶頑不法，尹繼善、陳弘謀何以均未奏到？著傳諭該督撫，將案內拒捕各犯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實錄》卷574，頁31.不久，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陳弘謀連續奏報案情及對各犯的議處意見：將為首之姚受、施仲文依“山陝刁惡棍徒聚眾抗官為首者照光棍例”，“擬斬立決；佃民郭二麻子等分別處以絞監候、充軍、枷責；守備曹文元、縣丞馮紹立、都司王韜等官弁革職，知縣張世友、署太倉州知州王鎬”摘印飭令離任，交部議處。《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第37―40頁。
乾隆帝認為佃民抗租是“刁風”、“惡習”，堅主嚴懲。六年九月，署江蘇巡撫陳大受奏：靖江縣團民徐永詳等，攜帶摘盡棉花的枝稈，“糾眾赴縣爭稟，借詞報荒，希減租”。崇明縣“刁佃”，“夥黨挾製該縣縣丞出示減租，當即飭拿審究”。乾隆帝批示：“所見甚正，刁風不可長也。”六年十一月，兩江總督那蘇圖奏：“靖江、崇明二縣刁民，罷市脅官，妄希冒賑，已嚴飭地方官，務將首惡奸棍，盡法嚴處。”帝批：“是，所見甚正。”《清高宗實錄》卷151，頁20，卷155，頁23.七年正月，那蘇圖再奏：拿究崇明、靖江、丹徒、寶應“捏災借賑、賴租冒蠲、罷市罷官之犯，民風已肅，並分別上江莠民、饑民，恩法並施。”乾隆帝批示：“所見甚正，妥協為之。”《清高宗實錄》卷159，頁12、13.
綜合上述各方麵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乾隆帝對待千千萬萬的佃民，采取的基本方針是“恩法並施”，在經濟上他施予一些恩惠，勸減佃租，賑濟，承認一些地區的永佃權，等等，對維護佃農的利益，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他又堅決保障地主階級的收租權和土地占有權，嚴禁抗租運動，打擊“刁風”，行使王法，成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和最強大的靠山。既“愛恤”“良佃”如赤子，又視“刁佃”為“莠民”，這就是乾隆皇帝弘曆的真實形象。
第四節革除積弊撫恤旗人。
一、變更祖製釋放皇莊壯丁為民。
乾隆九年，已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曆，批準了一個會使其列祖列宗非常吃驚的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就是內務府呈請釋放皇莊壯丁出旗為民的奏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了這份珍貴文獻，現摘錄如下：
“(乾隆九年，內務府總管大臣奏：)臣等查得，口內整分莊頭各給官地十八頃，半分莊頭各給地九頃，此內順治年間開設者，尚有開墾餘地，至康熙年間安設者，官地僅足數額，而有餘地者甚少。今各莊人口生齒日繁，親丁、壯丁已至三萬餘名，其莊頭等承應官差、養贍親丁尚有拮據不能者，其名下壯丁過多，勢必不能養贍。且莊頭等陸續自置人口，遇比丁之年，一入丁冊，即係官人，又不敢令其他往謀生，是以壯丁等每處於坐受饑寒之苦，且莊頭等身不能約束人，其中往往有莊頭以壯丁妄生事端，而壯丁又以莊頭不肯養贍，互相控告。臣等憂思，莊頭名下壯丁過多，是屬無益，應如該司(會計司)所呈，除莊頭等親生子弟及緣罪發遣壯丁毋庸置疑外，其餘自盛京隨來，並自置、投充，以至無罪發遣之壯丁內，如有莊頭委用年久有益農務，以及鰥寡孤獨老幼廢疾者，仍令莊頭留養，其尚可謀生之壯丁等，令該莊頭據實陸續呈報，該司呈明，臣等移谘該部，轉交該州縣載入民籍，聽其各謀生計。嗣後莊頭自置人口，不準載入丁冊，其售賣之處，聽其自便。倘遇歉收，惟準莊頭之親丁，並緣罪發遣壯丁，及鰥寡孤獨老幼廢疾者，仍照舊散給口糧，其餘壯丁概不準其散給。如此，不但可免伊等互相爭控之端，且莊頭等既無拖累，而壯丁等亦得各謀生計矣。……諭允臣等行令臣衙門所屬盛京佐領、錦州副都統、熱河總管，暨凡有莊園之各該處一體遵行。是否有當，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為此謹奏。奉旨：依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乾隆十年六月《內務府會計司三旗銀兩莊頭處呈稿》。
內務府總管大臣的奏疏與乾隆帝之批示，及其隨即遵旨施行的情況，反映出清朝政治、經濟等方麵發生了重大變化，說明了不少問題。其一，皇莊數量很多，作用很大。奏疏中所提“口內莊頭”、盛京佐領、錦州副都統、熱河總管等所屬莊園，皆歸內務府管轄，為清帝私有，通稱為皇莊，亦名內務府官莊，或簡稱官莊。清朝的皇莊，起源於進關之前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占有的“拖克索”(即莊)。入主中原以後，世祖福臨、聖祖玄燁采取圈占民田、調撥官地、逼民帶地投充、墾拓官荒等方式，掠奪了巨量土地，僉撥大批壯丁(關外舊奴、投充人、緣罪無罪發遣人員、莊頭置買奴仆)，設立了名目繁多的莊園。康熙中年，畿輔有內務府所轄糧莊四百餘所、銀莊一百三十二所、果園二百五十餘所、瓜菜園九十餘所，盛京有內務府糧莊三百餘所、果園一百三十一園，還有棉、靛、鹽、堿莊六十所，以及盛京戶部、禮部、工部、三陵所屬官莊一百餘所，總計皇帝共擁有莊園一千六百餘所，占地近六百萬畝，遍布於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及內蒙古。此後不斷擴建，乾隆年間增至一千九百餘所，壯丁七萬餘名，連帶老幼家口，人數當在二三十萬以上。
弄清這些情況，便可解開清史中的一個疑團，即清帝之儉約。康熙中年廷臣奏稱，故明宮中用費極多，本朝極為儉約。前明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餘兩，今悉充餉，光祿寺送內用銀每歲二十四萬餘兩，今隻三萬兩。明朝宮中年用木柴二千六百萬餘斤、紅螺炭一千二百餘萬斤，今分別隻有七八百萬斤、一百餘萬斤，“我皇上撙節儉約，至矣極矣”。康熙帝也多次宣稱，“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入清時“始悉除之”。他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日下達普免天下錢糧的諭旨中，又著重指出，“朕每歲供禦所需，概從儉約”，故有儲蓄，以供蠲賦之用。《清聖祖實錄》卷240，頁10，卷244，頁312；《石渠餘紀》卷1，《紀節儉》。乾隆帝於乾隆十年六月初六日下的全免國中田賦之諭，亦講了同樣的原因，由於他“躬行儉約”，故“左藏尚有餘積”，才能普蠲錢糧。
聖祖、世宗及乾隆皇帝執政初期，是很注重儉約的，宮中用費確比故明減少了很多，這是事實；但是清朝皇莊之多及其“皇糧”數目之大，遠遠超過了明朝的皇莊，從而能夠提供皇上大部分消費用品，減少了向戶部要銀和向民間征派，這也是事實。一千六百至一千九百餘所各種類型的皇莊，六七萬名壯丁，六七百萬畝田地和大量山場牧場，在此基礎上征收的“皇糧”，品名甚多，數量巨大，基本上能滿足清帝及其宮中人員的需要。“皇糧”的品種，有米、穀、豆、麥、芝麻、蘇子、瓜、果、蔬菜、雞、鴨、魚、蛋、豬、鹿、油、鹽、布、草、石灰、木炭、柳條等一百餘種，總數極為龐大。康熙中年，僅畿輔的四百餘個糧莊，每年便上納租穀十餘萬石，並交雞、鴨、鵝六萬餘隻，蛋四十餘萬隻，草和秫秸八十萬餘束，燈油三萬餘斤，豬二千口。畿輔銀莊年交租銀三萬八千餘兩。各類莊園、牧場年貢魚、雉、鹿、麅、馬、牛、羊、駝、參、珠、皮張，多達數百萬。這為清帝少向戶部、光祿寺要銀，少科派於民，“躬行儉約”，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