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適應形勢，更改祖製。從太祖努爾哈赤到康熙帝玄燁，在這四朝一百餘年中，皇莊基本上是采取編丁隸莊耕種應役的農奴製經營方式。莊園的勞動者被稱為“壯丁”，身份為奴仆。他們在莊頭的管束下，耕種官地(牛具、種子、房舍由內務府供給)，繳納皇糧，遭受皇室嚴格束縛和野蠻壓迫，實際上處於封建農奴的地位。落後的生產關係與剝削方式，摧殘了壯丁，束縛了生產力，激起壯丁的猛烈反抗。早在關外，壯丁就不斷逃亡，入關以後，他們更大批外逃，有的還參加反清鬥爭，不少壯丁和莊頭爭控，“滋生事端”。這種落後的生產關係，在壯丁的反抗與漢族地區封建租佃製的包圍和影響之下，日益衰落，莊頭不得不大量出租莊地和典賣莊地，康熙末年，皇莊采取莊頭招民佃種的租佃製已很盛行。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原先是皇莊主要勞動力的壯丁，竟成為脫離生產、需要莊頭養贍的“拖累”。據畿輔四百六十餘名莊頭的報告，他們所轄的一萬六千八百餘名壯丁中，“委用年久有益農務”的壯丁，僅二百九十餘名，不到壯丁總數的百分之二。正是在舊有的農奴製經營方式陷入窮途末路難以延續的形勢下，一向自詡為“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為心”的乾隆帝，采取了明智的態度，對舊有的祖製果斷地予以改革，批準了內務府總管大臣的建議，畿輔、奉天、熱河、駐馬口等地內務府所屬莊園，除莊頭親生子弟及緣罪發遣壯丁毋庸置疑外，其“盛京隨來陳壯丁”、投充人、莊頭自置壯丁及無罪撥莊壯丁中，鰥寡老幼殘疾者與少數“莊頭委用年久有益農務”之壯丁，仍令莊頭“留養”外，其餘壯丁交地方官“載入民籍，聽其各謀生計”。皇莊製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其三，促進生產，利民益國。乾隆帝對皇莊的改革，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首先，大批壯丁釋放為民。據畿輔四百六十餘名糧莊莊頭向會計司呈報，遵照帝旨，應撥出為民的，有“盛京隨來陳壯丁”一萬零三百餘人，投充人二千零三十餘人，莊頭自置壯丁三千六百餘人，無罪撥莊壯丁一百八十餘人，共一萬六千餘人，僅留下壯丁九百餘人。奉天等地內務府莊園也放出大量壯丁。這樣一來，數以萬計的原來處於農奴、奴仆地位的壯丁，擺脫了農奴製枷鎖，成為“良民”。他們或赴邊外墾荒，成為自耕小農，或在原地認租旗地民田耕種，大多數人的境況較前頗有改善。
其四，推動了旗地一般封建租佃製的迅速發展，皇莊的階級關係起了顯著變化。乾隆帝批準釋放大量壯丁出旗為民以後，畿輔、奉天、熱河等地內務府轄屬的各種莊園，普遍實行了封建租佃製的經營方式，滿漢農民向莊頭承佃官地，繳納租銀，不與皇室發生直接聯係，莊頭再向內務府納糧當差，佃農成為皇莊的主要勞動力。八旗王公官員莊田也受此影響，租佃關係迅速發展。清朝初年攝政王多爾袞、乾隆帝之曾祖順治皇帝在關內強製移植、擴大的役使壯丁生產的農奴製徹底衰落了，農奴製殘餘隻在旗地(包括皇莊和八旗王公官員與一般旗人占有之地)中占有很小的比重。
其五，皇莊的租役剝削有所減輕。由農奴製到封建租佃製的轉化，決定了皇莊的分配關係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佃農在法律地位上是“凡人”、“民人”，自備耕牛、農具、種子，不是皇室的“包衣”(奴仆)，人身依附關係比壯丁有所鬆弛，因此，原有的剝削壯丁的方式必須改變，剝削程度需要降低。這個變化主要表現為“皇糧”的折色增多、額租下降和雜差減少三個方麵。
這一切表明，乾隆帝對皇莊實行改革，釋放大批壯丁為民，對舊壯丁和承種皇莊的滿漢佃民的壓迫剝削，有了相當程度的減輕與緩和，對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和滿族的前進，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開戶家奴”出旗為民修改主殺包衣律例。
乾隆帝在改變皇莊經營方式舊製的基礎上，對八旗王公官員和富裕旗人占有“包衣”的祖製，亦進行了改革。他於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下了一道釋放八旗“開戶家奴”出旗為民的諭旨。他說：
“八旗另記檔案之人，原係開戶家奴，冒入另戶，後經自行首明，及旗人抱養民人為子者。至開戶家奴，則均係旗下世仆，因效力年久，伊主情願令其出戶，現在各旗及外省駐防內，似此者頗多，凡一切差使，必先盡另戶正身挑選之後，方準將伊等挑補，而伊等欲自行謀生，則又以身隸旗籍，不能自由。現今八旗戶口日繁，與其拘於成例，致生計日益艱窘，不若聽從其便，俾得各自為謀。著加恩將現今在京八旗在外駐防內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準其出旗為民，其情願入籍何處，各聽其便，所有本身田產，並許其帶往。此番辦理之後，隔數年，似此查辦一次之處，候朕酌量降旨。此內不食錢糧者，即令出旗外，其食錢糧之人，若一時遽行出旗，於伊等生計，不無拮據，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處，交與該部會同八旗都統，詳悉定義具奏。”《清高宗實錄》卷506，頁3、4.
同日，他又下了允許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為民之諭。該諭說：
“至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有因其效力年久，據該王公等谘請撥附旗下佐領者，現今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者，俱經查明辦理，如仍舊準其撥附，則旗人眾多，伊等不能遽得錢糧，生計未免艱窘，彼此均無裨益。嗣後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撥附旗下佐領之處，著停止。再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滋生日繁，該王公等養贍，亦恐拮據，著該宗室王公等，會同各該旗都統等，將各包衣戶口，亦著查明辦理一次。此次辦理之後，隔數年，似此辦理之處，候朕酌量降旨，庶此項人等，均得一體謀生。該王公、都統等，即行遵旨辦理。”
乾隆帝在諭中所說“開戶家奴”，亦常簡稱為“開戶”，原來皆係八旗異姓貴族(王、公、侯、伯、子、男)、官員、富裕旗人的“包衣”(即奴仆)。從太祖努爾哈赤起，至本諭下達之日，清帝及八旗王公貴族官員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來源有，掠民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或為清帝占有，或賜予王公貴族官員，或發賣)，買民為奴，民人隨母改嫁與旗人或過繼與旗人。宗室王公一般都有上千包衣。像統軍入關的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僅“投充人”便有一千四百餘丁，連帶家口，多達數千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僅收留的其他王公官員等人的逃亡包衣，就有一千餘人。尚可喜因子之隆“蒙恩尚主”，遣派八百一十五名包衣進京服侍公主，他還有在遼東莊園耕地的包衣一千八百餘名。清初開國有功的大學士、一等子範文程，除去關內包衣外，在關東種地的包衣還有一百一十九戶五百六十四人。順治五年，整個八旗滿洲有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而包衣卻有二十一萬餘丁，加上其妻室兒女，當有百萬之眾。
早期，上百萬的包衣，主要是耕種家主莊園田地，納租養主，同時，還有部分包衣從事家務勞動，隨主從征廝殺，形成了“若無阿哈(包衣)，主何能生”、“滿洲籍家仆資生”的局麵。《滿文老檔？太祖》卷2；《清聖祖實錄》卷14，頁2.康熙以來，由於滿洲官員、兵丁的陣亡、負傷等因素，一部分包衣被家主收為養子，令其披甲當差(包括少數為官做宦)，領取錢糧，養贍主人。
由於廣大包衣激烈反對家主的“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大批地不斷地逃亡，順治十年至十一年初，“一年之間，逃人多至數萬”，莊主不得不招民佃種。一部分旗人家業衰落，將地典賣，許多莊頭和包衣也暗中典賣主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員莊田和兵丁份地，大都已由僉丁撥莊的農奴製經營方式，過渡到招民佃種收租的一般封建租佃製，“資佃耕種，收取租息”，代替了早年的“滿洲籍家仆資生”。《清高宗實錄》卷127，頁24；《皇朝經世文編》卷35，孫嘉淦：《八旗公產疏》。
旗地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變化，使許許多多舊日種地之包衣無地可種，需要莊主“養贍”。不少家主境遇惡化，自身尚且衣食不周，焉能供給包衣吃穿，有的還索取贖身銀兩，將包衣放出本戶，令其自謀生路。於是，從康熙中年以後，陸續有包衣脫離本主，自行開戶，另載旗冊。到乾隆時，這種“別載冊籍”的“開戶家奴”，不管是北京八旗，還是外省駐防，人數都相當多，成為影響八旗製度的一個重大問題。
對於眾多的“開戶家奴”，處理辦法不外有三：一是將其釋放出旗，載入民籍，從包衣變為“平民”、“民人”。二是提高其身份，使開戶家奴與“正身旗人”(即非包衣的八旗滿洲人員)享受同等待遇，取消其“旗下世仆”之奴籍。三是維持現狀，因循苟且，不予解決。第二條，應是解決“開戶家奴”問題的中策，但是，此策難以實行。近兩百年裏，主奴有別，家主尊貴無比，包衣極為低賤，已經成為清朝社會生活中牢不可破的傳統，要想打破主奴之間的界限，化奴為主，奴主相等，那是絕對辦不到的，這一辦法根本無從談起。而且，此時八旗生計問題已很尖銳，人口增多，官職、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難謀上一個領取錢糧的位置，開戶如再提高為正身旗人，人多職少之矛盾必然愈加尖銳。
第一條，釋放“開戶家奴”出旗為民，當是上策，可是阻力很大。盡管有些家主已經得到贖身銀，釋放了包衣，有些包衣經過鬥爭已取得了“民人”身份，脫離了旗籍，但是，要讓大量“開戶家奴”擺脫家主的轄束，出旗為民，可不是一件簡單的小事。須知，一百年以前，乾隆帝之曾祖父順治帝福臨，便因為包衣是“先朝將士血戰所得”，而嚴懲收容逃亡包衣的“窩主”，重責諫阻的漢官。《清世祖實錄》卷84，頁3.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樣，盡力控製包衣於八旗之內，根本不許包衣出旗。就是乾隆皇帝本人，即位初期亦同樣實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權利的政策，於乾隆三年批準了一條新訂的“旗人開戶例”，規定：“凡八旗奴仆，原係滿洲、蒙古，直省本無籍貫，帶地投充人等雖有本籍，年遠難考，均準其開戶，不得放出為民。”《清文獻通考》卷20.這條法例講的是，凡係八旗滿洲、蒙古正身旗人(不論官民)的奴仆，無籍貫者，或雖有祖籍但年代久遠難以考訂者，均不準出旗為民。第二年，他又批準了一個更為詳細更為苛刻使包衣很難出旗為民的法例，規定：
“國初俘獲之人，年份已遠，及印契所買奴仆之中，有盛京帶來，帶地投充之人，係旗人轉相售賣，均應開戶，不準為民。又，八旗戶下家人，有本主念其世代出力準令開戶者，亦準其開戶。……乾隆元年以前八旗家奴經本主放出已入民籍者，準其為民，若係乾隆元年以前放出至元年以後始入民籍者，令歸旗作為原主戶下開戶壯丁。至於贖身之戶，均歸原主佐領下作為開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