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諭旨是斬殺楊灝。乾隆帝諭軍機大臣：“楊灝受朕特恩”，簡用藩司，乃敢侵扣銀至三千餘兩，負恩枉法，罪無可貸；監候已屬恩典，豈得藉口完贓更從緩決，著蔣炳接奉此旨後，即率同藩臬二司，將楊灝即行正法。倘若泄露風聲，致楊灝先知而自戕殞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蔣炳抵償。④
第三道、第四道諭旨，是革蔣炳之職，抄其家產。諭旨說：楊灝身為方麵大吏，貪盜數千金，本係立即應行正法之犯，候秋審時，“斷無不入情實之理”，蔣炳竟敢將該犯入於緩決，“甚屬乖謬”，“此非尋常蒙混瞻徇可比”，著將蔣炳革職，拿解來京，交部嚴加治罪，將其任所字跡貲財嚴行查封具奏，並將其本藉家產查抄具奏，不得讓其隱匿寄頓。②《清高宗實錄》卷546，頁13、14，15、16、17.
過了一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又下達長諭，詳論蔣炳及九卿科道庇護楊灝之謬及其對國之危害。乾隆帝說：
“秋審官犯冊內，該撫以及九卿科道，共存黨庇婪贓侵蝕之原任布政使楊灝，竟擬緩決，其情實屬可惡，已降旨分別治罪議處矣。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是以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非古人以仁愛歸其君，蓋法之所在，所謂天討有罪，罔敢縱弛，誠有如是者。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轉以依律科罪為不免過當，成何政體。……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如楊灝身為藩司，為闔省屬員表率，乃侵扣穀價數千兩，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內完贓，欲貸其死。夫限內完贓，姑從末減，在微員猶或可言，豈有方嶽大員，婪贓累累，而尚借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朕臨禦二十二年，試問在朝諸臣，有敢竊弄威福能生死人者為誰？今蔣炳辦理此案，豈不知事理之不當如是，其意以為，朕於前歲去歲俱經勾到，今歲或當停勾，所有緩決諸案，未必寓目，遂將楊灝擬入緩決，迨係明歲，則係已準緩決之犯，便可幸邀寬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實不可問！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其楊灝一案，審轉之按察使夔舒，有專辦刑名之責，乃亦蒙混如此，著一並交部嚴加議處。為官相護之錮習，朕必力革而後已。”②。
十月初六日，吏部遵旨議擬九卿科道蒙混照覆蔣炳黨庇楊灝的革降處分，乾隆帝閱過其疏後，降旨將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六十八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記錄、降級、注冊等處分。《清高宗實錄》卷548，頁16、17.
十一月初四日，乾隆帝看過刑部的奏章，因建議將蔣炳擬以“斬監候”的處分，過為嚴刻，下諭寬減說：蔣炳審擬楊灝侵扣婪贓一案，擬入緩決，希圖蒙混，刑部擬以斬監候，實屬罪有應得。但蔣炳辦理此案，雖係營私沽譽，尚無受賄情弊，著從寬免其斬候，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曾經震動京華的蔣炳一案至此結束，它再一次表明，乾隆帝確曾想整頓吏治，懲處貪官，以期於國有利於民有益。但是，從後麵所述諸例看，他的這種願望是完全落空了，斬掉一個楊灝，又出現幾十幾百名楊灝式的贓官，而且，貪汙的銀兩越來越多，規模愈益擴大，吏治更為腐敗。
七、徇情庇奸莊有恭、和其衷革職論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