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懲處回疆有關官員。高樸曾因三月裏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貝勒鄂對病故，奏請以鄂對之子鄂斯滿接替，乾隆帝認為如此則葉爾羌之阿奇木伯克將為鄂對家世職，“久之與唐時藩鎮”無異，未從其奏。現查出鄂對與高樸相好，對高樸之“擾累回人、偷販玉石”，不僅不竭力勸阻，反而“扶同附和”，並“私采玉石”，還給予高樸金五十兩、玉二千餘斤，“令其帶回內地售賣”，又欠蘇州販玉商人張鑾銀七千餘兩。帝諭革去鄂對之子鄂斯滿所襲貝勒職銜，僅授其為散秩大臣，留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並令鄂對家屬交出欠張鑾之銀，沒入官府。《清高宗實錄》卷1068，頁3、4、24，卷1069，頁5.因主事職銜達三泰除高樸所派三千人采玉以外，又添派“回人”二百名，“回眾俱皆怨恨”，帝諭將達三泰嚴行究訊，送刑部治罪。《清高宗實錄》卷1068，頁24，卷1070，頁31.
其三，嚴厲斥責高晉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學士、兩江總督高晉見高樸案發，奏稱春天“高樸差家人赴蘇州辦貢，路過江寧，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覽奏後於九月三十日下諭，痛斥高晉“徇私容隱”，不早為舉發，“獲戾甚大”，著將高晉交部嚴加議處。不久，又查出，高樸的家人到江寧見高晉時，高晉曾給予“護牌”，牌內開寫：“接準欽差駐紮葉爾羌辦事大臣高劄知，現差家人李福等來南，到蘇辦理貢物，發給執照，以免沿途盤詰。”李福就是拿著這“護牌”橫衝直撞，關卡不敢攔擋，暢行無阻。乾隆帝雖因高晉一向辦事謹慎忠誠，現又以古稀之年董督河工，任務緊急，操勞過度，而不治其罪，但也連下數諭，指責高晉“其罪甚大”，“錯謬太甚，實出情理之外”，對其侄高樸偷賣玉石一案，“始終隱匿欺罔，實屬昧良負恩”，令傳旨將其再予嚴行申飭。《清高宗實錄》卷1068，頁23，卷1069，頁2―5、14、29、30、31.
其四，訓責、懲處徇私庇護高樸之官。乾隆帝嚴厲斥責江蘇巡撫楊魁說：高樸之家人李福攜帶大量玉石，在蘇半載有餘，肆行牟利，甚至連檣運裝箱籠數十隻，擅用高樸之兵部左堂職銜旗號，明目張膽，眾所共知。“楊魁身任巡撫，近在蘇州”，“乃竟任其枉法無忌，一至於此，實不知其是何肺腑”？楊魁係漢軍世仆，由縣令用至巡撫，“乃敢昧良至此，自揣當得何罪”？著楊魁自行議罪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068，頁11.對於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關稅的舒文，因其負有偵查地方民情為帝耳目之責，乾隆帝更是多次痛斥，並革其職。他於十月初三日下諭說：高樸之家人李福在蘇州橫行無忌，牟利售貨，長達半年之久，其船又必由滸墅關經過，舒文怎竟聽其連檣北上，如此徇情故縱，“實屬天良喪盡”，其罪實不可逭，著革職，令其白身在蘇州織造上效力行走，並自行議罪具奏。尋因舒文議罪複奏之折，巧言謊飾，隱匿了李福持高樸名帖及高晉所給之護牌至織造衙門，舒文令其開單代為上稅之事，乾隆帝於十月十八日再次下諭，斥其“有心欺妄”，“巧詞飾辯，實屬膽大”，“昧良負恩，罪實難逭”，將其革去織造監督之任，仍以白身在蘇州織造上行走贖罪。③《清高宗實錄》卷1069，頁8、9、17、38.陝甘總督勒爾錦、陝西巡撫畢沅、署兩江總督薩載等官，亦因失察而遭帝訓斥。各省地方官員因失察高樸之私玉過境，以及陝西、山西、直隸三省濫給高樸家人銀兩的驛站官員，皆分別被處以降調注冊等處分。
十月二十八日，因永貴奏遵旨已將高樸及阿布都舒庫爾和卓等在葉爾羌城外正法，“回眾俱皆悅服，惟色提巴爾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謂其釁，實深愧懼”，乾隆帝下諭為之嘉獎和勸諭說：“高樸平素擾害回人，眾皆痛恨，今見其明正典刑，無不歡悅，自屬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爾第發覺，頗為奮勉，朕尚當施恩嘉獎，有何愧懼之有。即著永貴傳諭，令其實心辦理，以承恩眷。”③。
色提巴爾第之所以“實深愧懼”，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所指而發。他之上控，使皇親、欽差大臣高樸抄家問斬，同族阿布都舒庫爾和卓等或死或貶，甚至連多年效力為帝寵信蒙受殊恩的鄂對貝勒，亦被牽連，死後革爵，子被譴責，還不用說大學士高晉、署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陝甘總督勒爾錦、陝西巡撫畢沅等大臣，亦因此案而挨訓受罵。得罪了這樣一批有權有勢的達官貴人，今後能不遭其陷害報複？思念及此，確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