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十天，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就烏魯木齊采糧一事，下達專諭說：“昨以明亮查奏，烏魯木齊采買糧食之價格，與時價不符，顯有浮開冒銷情弊”，因令喀寧阿馳驛前往審辦。此案係索諾木策淩、奎林任內之事，奎林不過糊塗，失於覺察，且在任不久，於該處州縣，或不致有交通情弊。至索諾木策淩，在任前後幾及十年，前於經方案內，既曾收受節禮，“該處地方官藉采買之名，將價值以少報多，希圖侵冒肥橐，若非該管都統有收受饋送之事，豈肯任其浮開冒銷，以致官價與時價迥不相符？”著傳諭喀寧阿將此旨告訴明亮，一麵將各州縣官解任，嚴行鞫訊，究出實情，“毋得稍存將就瞻徇之見。所有軍機大臣查訊索諾木策淩等奏片，一並發往核對。將此由六百裏傳諭知之。”②。
乾隆帝此諭抓住了要害，烏魯木齊各州縣官員大規模地捏報糧價吞沒帑銀，一定取得了都統的支持、承認和許可。都統沒有從中得到好處，不分肥，不收受屬員賄賂，就不會容許他們營私舞弊，這是官場通例。執政四十多年經驗豐富的乾隆帝，深知此情，故很快就把握住了問題的關鍵，指出必須查究都統索諾木策淩收受饋送之事，並責令罷各州縣官員之官，“嚴行鞫訊”。欽差大臣喀寧阿與烏魯木齊都統明亮，自然要執行帝諭，因而促使辦案進展迅速，不久就作出了有關此案基本事實的結論。
四十七年四月，喀寧阿、明亮之折到京。這兩位大臣奏稱：烏魯木齊各州縣采買糧食浮開價值一案，原係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後，其地“糧麥價值平賤”，各州縣官卻不照市場賣糧的實際價格報銷，而浮開多報。比如，小麥每京石用銀不過八九錢至一兩零九分不等，州縣卻以每石一兩八九錢具報。據各州縣官供認，每石多報銀三四錢或五六錢，通計各官曆年侵冒銀兩自一萬兩至數百兩不等。各官又供認“通同舞弊”，饋送都統索諾木策淩銀兩自一千兩至數千兩不等。現在已將新疆各官嚴密查抄，請旨飭下各省督撫一體查抄。《清高宗實錄》卷1155，頁28、29.
乾隆帝閱過此折後，於四月二十九日諭軍機大臣：“迪化等州縣，采買糧食，輒敢浮開價值，冒銷帑項，又複交結上司，公行賄賂，此事實出大奇”。索諾木策淩在都統任內，既經收受屬員如此之多銀兩，“各屬等任意開報，侵冒分肥，實在情理之內”。現已諭令喀寧阿等秉公審辦，除各旗員在京家產已經查抄以外，所有業已離任的木和倫、豐伸、徐維紱、吳元、賀萬壽、黃嶽英六犯，著傳諭各該督撫，即將六犯革職拿問，解交刑部，其原籍與任所貲財，均予嚴密查抄。現在仍在新疆的伍彩雯、王、張建庵、劉健、何琦、於得升六犯，其原籍家產一律查抄。將此諭由六百裏發往各有關省份。②《清高宗實錄》卷1156，頁28、29，26、27.
過了兩天，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諭，索諾木策淩收受屬員大量銀兩，革其盛京將軍之職，派軍機大臣、戶部右侍郎福長安前往盛京，將索諾木策淩押解熱河行在，命慶桂補授盛京將軍，其木和倫、豐伸、徐維紱、吳元、賀萬壽、黃嶽英、德平、伍彩雯、王、張建庵、劉建、何琦、於得升、湖圖裏等犯，亦一並革職拿問，解京交部治罪。同日並諭革前都統、現任烏裏雅蘇台將軍奎林之一等承恩公爵，命其叔傅玉襲承。
不久，福長安奏報：索諾木策淩因無質證之人，對其聽任屬員采買糧食浮開價值及收受屬員銀兩之事，“藉詞支掩，匿不吐露”，其家人郭子所供經手收受情節，亦不實不盡，現即押帶索諾木策淩與郭子赴熱河，以與德平、王老虎、鄔玉麟等質對。帝於五月十二日下諭：據喀寧阿奏：查訊德平等一幹人犯，“其所供曆年采買浮冒及饋送索諾木策淩銀兩禮物，俱一一供認確鑿”，現在押帶各犯起程赴京，再行核對。估計該人犯等至京，尚需時日，著將各犯所供情節抄寄福長安，令其閱看，就近嚴訊索諾木策淩，待慶桂到任後，即押該犯赴熱河質訊。其現在監禁於刑部的徐維紱、鄔玉麟、王老虎三犯，著刑部堂官派員於五月底解赴熱河審辦。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