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召見和加恩江浙士紳。對於休致或因事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員，以及進獻詩文之紳衿，他皆予厚遇，或起用其官，或賜詩物嘉獎，或授予職銜。第一次南巡時，浙江省海寧縣人陳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廢員起為左副都禦史，遷工部尚書，乾隆六年擢至大學士(此人即野史胡說其家是乾隆帝之出生之地的尚書)，後以擬旨錯誤，下吏議奪職，帝斥其“卑瑣不稱大學士”，從部議，奪其職，返家閑住，乾隆十五年入京祝嘏，帝命賞還原銜。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乾隆帝於高？寺行宮降下一諭：原任大學士陳士倌從前罷任，尚無大咎，上年已複予原銜，此番於行在屢經召見，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健，且係舊人，仍著其入閣辦事。他又下諭，對致仕侍郎沈德潛加恩，照其原官賞給本俸，前來接駕的革職提督楊凱年力未衰，從前被參案內，尚無劣跡，且曾曆練戎行，著加恩補授河南河北鎮總兵。對接駕時參加考試考中之舉人蔣雍植、錢大昕、吳、褚寅亮、吳誌鴻等人，特賜舉人，授為內閣中書。
其四，閱兵。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在蘇州、嘉興，三月在杭州、江寧皆數次閱兵，並賞賜官兵銀米，他曾寫過好幾首閱兵的詩，其中一首是在江寧閱兵：
“建業開牙駐禁軍，當年深意守惟勤。安時要不忘危日，詰武寧當視具文。八色旗分光耀旭，千行士氣厲淩雲。方行禹跡無非事，大烈欽承紹聞。”《重刊江寧府誌》卷1，《天章》。
其五，移風易俗。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就江蘇奢靡之風下諭說：
“朕命駕時巡，周覽風俗，觀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吳尤素所念也。粵自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先後六舉，曆今四十餘年，盛典昭垂，衢謠在耳。頃者入境以來，白叟黃童扶攜恐後，就瞻愛戴，誠意可嘉。朕已疊沛恩膏，廣敷渥澤，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戶口益增，習尚所趨，蓋藏末裕，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夫去奢崇實，固閭閻生計之常經，而因時訓俗，以宣風而布化，則官茲土者之責也，其尚勵乃實心，以行實政，無忝教養斯民之任。……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將見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朕清蹕所至，有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383，頁6、7.
另外，謁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視江寧機房，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書院，遊覽報恩寺、雨花台、靈穀寺、虎丘、西湖等名勝古跡，等等。
通過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風民情，興修河工，蠲免賦稅，革弊興利，宣揚聖恩，爭取江南縉紳士民，對安定江浙，發展生產，創造“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由於六次出巡，大量人員來去奔波，幾千匹馬，上千隻船，每次曆時四五個月，這項“大差”確實也用掉了大量銀兩，滋擾了民間。
盡管乾隆帝先後幾十次下諭，講述一切費用動支帑銀，禁止騷擾地方，力求儉樸，不許奢侈，但是事實上卻遠非如此，隨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員拚命巴結，競奢華，比闊綽，使六下江南之舉，浪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給民間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比如，乾隆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換小船之前，都是乘坐特製的安福艫，“甚為安適”，還有翔鳳艇作為備用，“已極便適”，而兩淮鹽政伊齡阿還令鹽商辦製寶連航禦舟，供帝乘坐，遭帝嚴斥。《清高宗實錄》卷1196，頁15，卷1197，頁2.僅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兩淮鹽商便挪用應交運庫的“餘利銀”四百六十餘萬兩，供“辦貢及預備差務”之用。《清高宗實錄》卷813，頁19、20、21.這“差務”就是供帝巡幸江南之用，這“辦貢”也與南巡有關。這還不包括兩淮鹽商直接承辦大差而用掉自己的銀兩。據檔案《揚州行宮名勝全圖》記載，兩淮鹽商為迎接乾隆帝巡幸揚州，曾先後集資修了高橋、香阜寺、天寧寺、迎恩橋、虹橋、蓮花橋、萬鬆亭、平山堂、寶塔寺、高寺、錦春園等(或在其原有之地內修建)宮殿樓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間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並購置其中陳設景物，使揚州市容、風氣大變，更加奢華。沿途供應亦奢。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時，禦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裏，“遙望岸上，著一大桃，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禦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忽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清裨類鈔》，《巡幸類》，《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乾隆帝在晚年曾親撰《南巡記》一文，總結性地敘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現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舉大事者，有宜速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惟敬與明乎。……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蓋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醜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向來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幹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偏災。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誌高一尺，清口則開放十丈為準，俟秋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並資保護)。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乾隆丙申春諭……興工，至丁酉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河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鞏護。庚子南巡，親臨閱視，因飭該督撫於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鱗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又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親臨指示，不惜百餘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築石塘，俾濱海黔黎永資樂利)。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徐州之接築石堤並山，無不籌度谘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而又遲者以此。”《南巡記》，《重修揚州府誌》卷3，《巡幸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