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兩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詳言必須班師的理由，認為“此時宜定撤兵之計”，因“軍務為國家大事，當詢謀僉同，方可定議”，命議政王大臣“通盤籌酌，詳議具奏”。議政王大臣立即集議，奏稱：“王師除逆安邊，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經奏悉，限於地勢，詎可勞師糜餉，從事於人力難施之荒徼，應請撤兵，召經略大學士還朝。”乾隆帝從其議，即於當日正式下詔班師說：
“經略大學士傅恒自抵軍營，即誅渠魁，克碉卡，軍威大振。賊首窮蹙求降，經略大學士誌期殄滅種類，欲俟各路兵丁齊到，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汙我斧鑽，既已乞降，允宜網開三麵。且經略大學士心膂重臣，久勞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已降旨召令還朝，讚襄機務，所有納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隨宜酌辦。內大臣傅爾丹暫留，統領滿兵陸續撤回。其各路滿漢官兵未抵營者，於所至之處，著班第、紀山、高越知會統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營，不必前進。……大兵既經撤回，軍糈亦毋庸挽運……”《清高宗實錄》卷333，頁6―10.
又過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後之命，下詔封傅恒為一等忠勇公說：
“……朕恭請皇太後聖母萬安，仰蒙垂詢，朕以班師納降具奏。欽奉慈諭：息眾寧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禦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時惦予懷，近見皇帝宵旰焦勞，尤為注切。今既下詔撤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慶。大學士傅恒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獎勵，予心如是，皇帝以為何如。朕念經略大學士傅恒殫心為國，實冠等倫，超錫五等之崇班，允協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諭，封為忠勇公，銘勳冊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清高宗實錄》卷333，頁11、12.
乾隆帝是於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為經略的，並於十一月初三日為其出師餞行，撥款四百萬兩，增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對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興師”，“犁庭掃穴”，“迅奏朕功”。為什麼時隔不久，他就改變初衷，要下詔班師？總觀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關於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諭，可以使人們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來已久，是他經過長期反複考慮而慎重作出的結論。促使他這樣做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進攻難以獲勝。乾隆帝原本以為，金川乃一偏僻之區彈丸之地，隻要派遣數千綠旗士卒，征調附近土司的士兵，就可勢如破竹，迅速“直搗巢穴”，“擒獲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與願違，川陝總督張廣泗領兵三萬，一挫於馬邦、曾達，經略大學士、一等果毅公訥親和張廣泗統軍四萬再敗於臘嶺，用兵兩年，被擋於莎羅奔所居勒烏圍數十裏外，寸步不前。這時，他才知道金川氣候惡劣，地形險峻，藏民誓死反擊，進剿很難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諭召傅恒回京的同時，告訴軍機大臣說：“朕思用兵一事，總係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金川“堅碉難破”，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天險非人力可施”。敵之石卡，守禦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進攻，隻斃其半，而士兵、綠旗死者已達十一人，傷者至七十餘人。若以百人敵其一人，則“賊徒三千，當用三十萬眾”。《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3、44.在此之前，他多次講到“番境道路奇險，軍行艱難”，卡撒“堅碉林立”，“險峻逾常”，勒烏圍、刮耳崖“險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險阻如此”，絕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還憂心忡忡地說：懸軍深入，歧徑莫測，敵軍設伏斷後，“種種可虞，險著詎宜嚐試”！《清高宗實錄》卷331，頁36、40、52，卷332，頁5、7、17、44.他的這種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由此可見，金川藏民憑險死守，“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賊據地利，萬無可望成功之理”，清軍極難取勝，並常有敗師殞將的危險，是迫使乾隆帝後悔用兵下詔班師的決定性因素。
其二，費銀巨萬，國力難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時，軍營隻有漢士兵二萬四千九百餘人。經過朝廷增調滿漢官兵及隨行夫役，以及僉征士兵，到十二月中，人數大增。辦理糧餉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撫班第的奏折，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倆奏稱：“現在通籌各軍糧，計口預備”，卡撒五萬人，黨壩三萬餘人，甲索一萬餘人，馬奈、正地各五千餘人，“各有存積”，④⑤《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6，16、31，31.官將兵丁役夫已有十萬餘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數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於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稱，現駐軍營官兵夫役，月需米二萬一千餘石，今又添滿漢官兵和運夫，約添二萬餘石，從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萬石。當時，從成都運米到軍營，每石需腳價銀十八兩。姑按高越的計算，每月需米四萬餘石，一年就是五十萬石，一石腳價銀十八兩，每年僅食米一項，就需腳價銀九百萬兩。另外，還有其他開支。高越又奏稱，從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費”，約銀八百七十萬餘兩。④除去二十五萬石米的腳價銀四百八十萬兩，則其他項目的用費為三百九十萬兩，相當於五個月內食米腳價銀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腳價銀和其他開支，應需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相當於全國田賦銀總數一半以上。數量之大，實在令人吃驚。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後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諭說：前據高越奏稱，川省軍需，年內至明年五月，尚須撥銀八百七十萬兩。“金川小醜，初不意靡費如許物力，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⑤又過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論述“金川用兵，定不過(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時講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今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兩，“各省撥協錢糧，已動及留備”，若遲至(十四年)秋冬，“則士馬疲憊，饋餉繁難”。此二千七百餘萬兩，倘若“悉以擲之蠻荒絕徼，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2.如果聯係到乾隆帝即位時國庫已有銀二千四百萬兩，十三年之久隻增加了三百萬兩，更可顯示出這二千七百萬兩之寶貴，怎能輕易擲於金川。巨萬軍費，非此時清政府所能承擔，這是促使乾隆帝決定停兵的第二個重要因素。
其三，“疲於供億”，民力難堪。月需四萬餘石米的軍糧，每門重二千餘斤的大炮，上萬槍銃，數以十萬計的大小炮子，以及軍裝刀槍劍戟，等等，數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嶇，騾馬難行，全靠人們肩挑背磨，十分艱難。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專疏奏稱：“蜀中挽運軍需，全資民力，輪流更替，即村曲鄉民，亦多征撥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眾。一出桃關，山路崎險，雪深冰結，艱苦視內地倍甚。成都米價昂貴，民食艱難。”《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7.乾隆帝根據地方官員的奏報，深知軍需轉運的累民，多次下諭講到，川省軍興以來，“一切夫馬糧餉，供億浩繁，內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虛耗”，“川省疲憊”，“川省夫馬錢糧拮據”，“川省連年困於征發，民力實已勞憊不支”。他又就征剿對各省的危害說：“此番用兵，不獨川陝疲敝，即各省亦不免於騷動”。直隸、河南、山西，大兵經過，支應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56，卷332，頁13、27，卷333，頁25.他於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諭解釋必於四月初收局時講道：若不早日收兵，“勞費無已”，“非惟川省民力難支，即沿途各省，半屬邊境，騷動可虞”。《清高宗實錄》卷332，頁13.他很擔心差重役繁，民難支撐，將怨憤反抗。他曾多次下諭講到：“川省民番雜糅。加之？嚕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連年，“人苦勞役”，“設有奸徒從而煽誘”，“以易動之民，當困憊之際，內地少有疏虞，諸事深為可慮”。《清高宗實錄》卷331，頁11，卷332，頁27.他之所以很早就限於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後來令傅恒立即回京，便與此有關，“蓋深有見於此也。”《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