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聖旨，固然可以震驚臣僚，但金川並不因此而罷幹戈，九土司也未轉為協力進剿，“以番攻番”之術不靈。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為此事再諭軍機大臣：“九土司會攻金蠻一事，相持已將數載，尚無就緒”。茲詢嶽鍾琪，亦無善策，惟奏稱黨壩力弱兵單，難以抵禦金川，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觀望，不為策應”，“綽斯甲布又與金酋跡涉姻黨，不無首鼠兩端。看來土司等性多狡猾，以蠻攻蠻之計，似難責效”。嶽鍾琪等並稱如金川悔罪，退出額碉，懇請施恩寬宥金川，等語。“所奏未得此事要領”。著傳諭九土司齊心奮力進剿，如九土司畏縮不前，被金川占據，則當特發大兵，搗平金川，並將九土司地方“概行收取，改土歸流，以永靖蠻服”。《清高宗實錄》卷763，頁2、3、4.
盡管乾隆帝多次下諭指授辦理金川要領，督促實行“以蠻攻蠻”之策，但九土司並不齊心，合攻之法無效。眼見此情，四川總督阿爾泰不僅沒有找出症結之所在，練兵備糧，勇於進取，反而因循苟且，企圖招撫金川，草率了結。阿爾泰與提督嶽鍾琪於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上奏說：奉旨出口查辦郎卡之事，於八月二十八日起程，行抵雜穀腦口外，郎卡差大頭人當噶爾拉等來迎，稟稱願退還占地碉卡，懇求賞給新印，賞還自藏返川的七名金川喇嘛，允許郎卡與綽斯甲布聯姻。臣等當親至其地，“示以威，曉以利害，如果感悔輸誠”，即飭委員督令郎卡退還各處碉卡，劃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既與各土司同聽約束，可以允許其差人赴省貿易，給予自藏返川的七名喇嘛，明春發給金川土司印信。乾隆帝覽折後，下諭斥責阿爾泰“有將就了事之意”。《清高宗實錄》卷768，頁19―24.
阿爾泰、嶽鍾琪沒有接到帝旨，繼續前行，到達金川康八達，“郎卡率領土舍頭人，環跪叩首，畏罪輸誠，情願將所占額碉山梁並先後所搶各土司人口退還，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擾”。阿爾泰、嶽鍾琪當即麵許其承襲新印，及給還喇嘛人口，“驗辦完畢”。不久，阿爾泰又從郎卡之請，允許郎卡以女配與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清高宗實錄》卷770，頁13、14，卷777，頁35.
阿爾泰這樣辦理，是十分錯誤的，使金川與九土司之間的關係及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盡管九土司不能齊心協力進攻大金川，但總還算是與其保持著敵對的關係，還不時出兵向其進攻，可是，從阿爾泰這樣辦理以後，九土司之間鬆懈的聯合，便完全瓦解了，不敢再與大金川相抗，而且小金川也自九土司中分離出來，與大金川合謀共事，從而使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子索諾木等更加放手兼並鄰地擴大勢力，屢生釁端。魏源在《聖武記》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中就此評論說：“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即黨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者，莫如綽斯甲布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
三、欽派官兵征剿兩金川。
四川總督阿爾泰雖然反複推敲，精心編造，巧飾言詞，將苟且招撫大金川之事蒙混上奏，也得到了皇上的批準，但乾隆帝在批允之時，已看出此舉欠妥，將貽後患，可是由於正在用兵緬甸，難以分身，而“以番攻番”之策又無效果，故不得不姑從其請。盡管處於這樣的形勢之下，乾隆帝仍然對阿爾泰給予了嚴厲的斥責。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在批準阿爾泰之奏的諭中講道：阿爾泰、嶽鍾琪辦理郎卡之折，“未免存將就了事之見。金酋與眾土司互相仇殺，並未幹犯內地，原毋庸聲罪致討，且其事亦不值一辦，特因九土司各懷觀望，不能齊心並力，共剿金酋，則以蠻攻蠻之策，難以複行，是以諭令該督提等親赴該處，明白曉諭各土司，俾其鹹知鼓勵，合群力以自相捍禦，使金蠻不敢侵擾鄰封，如土司等遊移兩端，致為金蠻蠶食，或潛相黨附，則並土司之地收剿之，改土歸流，永靖邊徼”。乃阿爾泰竟允許其領取承襲新印，予以了結。“既已允其所懇，自不便複有改移，此時亦隻可將錯就錯，以完此案矣。但該督提如此辦理，究未妥善，不知蠻性反複靡常，現在姑為此乞恩幸免之計，果能保其永遠不複更滋事端耶？”“此奏姑從所請辦理，但該督提等遷就苟安，實未能體朕原諭大旨”。《清高宗實錄》卷770，頁14、15.當他在三個月後看到阿爾泰奏稱允準郎卡以女配與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的折子時，立即感到不安，批示說：“此又伏一釁端矣。當留心，不可隱諱。”《清高宗實錄》卷777，頁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