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車淩的來歸，使乾隆帝詳細了解了準噶爾內部大亂的情形，知道“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北路軍營又陸續奏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戰及阿睦爾撒納失利欲歸順清朝的消息，因而在他心中醞釀很久的一個想法便逐漸成熟了，欲圖用兵準部，徹底解決幾十年懸而未決的難題。
(二)駁斥懦臣下詔討準。
乾隆帝將用兵準部之事告訴滿洲王公大臣，征求他們的意見，不料，除一等忠勇公、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恒讚同此議，主張“用間出征”外，“其他盡畏怯退縮，恐生事端”，反對遣軍攻打準噶爾。這些人認為，雍正九年清軍遠征，深入至博克托嶺，遭受了七十餘年以來第一次大慘敗――和通泊之敗，時猶未久，當年損兵折將之慘相仍曆曆在目，這次再冒險深入，定將重蹈覆轍，殷鑒可慮，還是不征為上。《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13，卷490，頁21―23；《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滿洲王公大臣的這種看法，不能說毫無道理。準噶爾部有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人。準部人員剽悍善戰，崇尚勇武，習於衝殺，“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士，能勞苦，勇戰鬥”，聲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逃竄，擄掠驅載惟所欲”。《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如果清政府用兵於萬裏之外，冒險遠征，很難有敗此強敵的絕對把握。何況，五年以前，數萬大軍圍攻彈丸之地大小金川，勞師三載，費銀一千餘萬兩，將士傷亡數千，兩位大臣被誅，結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戰，未能取勝。似此情境，焉能開釁邊外遠攻勁旅！
乾隆帝對滿洲王公大臣這種不明敵情、因循保守、膽怯懼戰的態度十分不滿，毅然排斥一大群庸臣之議，決定征討準部，於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諭說：
“……準夷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釁滋事，不得不先為防範。況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為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複萌，然後倉促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車淩、車淩烏巴什等率眾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淩等分駐遊牧，眾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卷464，頁9、10.
乾隆帝的這段話，字雖不多，卻簡明扼要地講清了用兵準部的三個重要問題。第一，必征準部。諭中所說準部人員“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來必致釁滋事”，雖不無侮辱準部的言詞和口氣，但準部確係好戰，已經給清朝西北和北部地區以及喀爾喀蒙古帶來嚴重威脅，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準部已使清政府“三朝(康、雍、乾)四顧，旰食仄席，戍塞防秋”，耗費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僅從康熙五十八年派兵防衛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末，軍費便用銀七千餘萬兩，幾乎相當於清朝全國兩年的總收入。《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6，卷489，頁9，《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長此以往，後果難以設想。另外，雍正九年清軍大敗於和通泊，極大地震動和刺痛了清朝政府，君臣均將此視為奇恥大辱，因而要“雪兩朝之憤”的強烈願望，促使乾隆帝更加堅定了必平準部的決心。
第二，立即進軍。諭中講道，準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作對，正是“可乘之機”，而三車淩率眾萬餘來歸，既需考慮安置地區和對待辦法，又可利用其人力兵力，了解準噶爾內部詳情，讓他們引導大軍前行，正是“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如果錯過這一幾十年未遇的良好時機，數年以後，達瓦齊控製住了局勢，“事勢稍定”，“必將故智複萌”，襲擾邊境與喀爾喀，那時“倉促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要想征服準部，就難上加難了。
乾隆帝在諭告內紮薩克、喀爾喀眾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專門講了乘機用兵的問題。他著重指出：杜爾伯特車淩等大台吉率部數千戶來歸，“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亂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且於爾紮薩克蒙古等，亦多不便。”《清高宗實錄》卷464，頁9、10，卷465，頁8.
乾隆帝的這兩次敕諭，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隨意胡說，而是有著充分的曆史依據。九十年前，身為喇嘛在西藏念經的噶爾丹，聽到兄長渾台吉僧格為人殺害汗位被奪時，日夜兼程趕回準部，幾經曲折，終於當上了博碩克圖汗，消滅政敵，雄踞西北，兵鋒直抵距京七百裏的烏蘭布通，迫使清朝都城為之戒嚴。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勢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爾丹霸占，弟弟索諾木阿拉布坦又為噶爾丹所殺，本人亦險遭毒手，被迫逃亡於外。後來策妄阿拉布坦趁噶爾丹滅亡之機，收集舊部，四處征戰，很快成為漠西厄魯特蒙古四部之長，直接威脅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這次清軍不發，達瓦齊很有可能統一厄魯特四部，便將嚴重影響到西北的安寧。因此，不僅要征準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獲全勝。雍正九年清軍之敗於和通泊，就準部本身條件而言，便因為它的內部是團結的，“(噶爾丹策零)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捍禦”。《嘯亭雜錄》卷3，《記辛亥敗兵事》。這次的形勢可就迥然不同了，準部大亂，來歸清朝者絡繹不絕，連“令行三部(杜爾伯特、輝特、和碩部)”的阿睦爾撒納也因與達瓦齊相爭而欲降清，這的確是幾十年難遇的大好時機，為清軍平準提供了異常有利的條件。
雖然乾隆帝將用兵準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講得很清楚，又明白無誤地表述了自己決意遣軍的堅定態度，但不少滿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懷疑慮，持不同意見，這使乾隆帝異常生氣。為了掃清障礙，更好地完成出征的準備工作和促進用兵的順利進行，他於同年十月十三日禦太和殿，專門召見滿洲王公大臣，再次曉諭進攻準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會取勝的原因，狠狠地申飭了持反對意見的庸人。諭旨一開始就講道：“今日召見爾等，特為曉諭辦理平定準噶爾及滿洲臣仆昔年勇敢邇來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責王公大臣“畏怯退縮”，不思“效法前人，報國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他明確表態說，“朕於此，不無深憾焉”。最後他又嚴肅宣布：“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但滿洲臣仆習氣至於此極，朕若姑息因循，不速為整頓，振興舊俗，數年後，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爾等降旨開導，將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員，以及兵丁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474，頁14―19.